于是，欧家开始上下打点，新法官来了，这次东林等入狱——这就与三言二拍中的讼狱类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
转机在于东林长子三哥，一个接受了现代西学的青年。他组织了向“省最高法院”上诉，于是文件从古田县转到省城，从此林先生笔下的诉讼程序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那种了——东林等先释放，双方出示证据并辩论，最终阿水也没被收监而是罚了款(不过基于什么罚的款书中未言明——民事案件判决中罚款似乎值得质疑)。
先不说这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有无发生，但是三哥介入前双方对民国初年新设的法院，法官和诉讼程序的理解仍囿于对旧时衙门老爷银子板子的观念，因此也没有可能应用新“设备”，从而滋生了审判者腐败的良机。
不过，就最后的结局来看，东林的名声大振，乡民的奔走相告，我们似乎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古田县的这个村庄，现代法治，至少是“省最高法院”已经在原本平静的乡土生活中留下了痕迹。难道此后一个争议，尤其牵涉双方经济利益，双方还会听从村中长老调解而安然不作他想吗？或许，某一方考虑了诉讼的成本和收益后，也会效仿东林的。
四
对法治，这套西方人贡献的制度和理念，其普适性受的质疑由来已久。日本维新之时，浩叹并预言“民法出，忠孝亡”的人也不在少数。当下我国法学界关于本土资源论的争议也方兴未艾。
到底什么是本土资源？小子识疏学浅，被当下争论也弄得晕晕乎乎。但窃以为，如果都不在一个战场上，你说这些是，我认为那些才是，这样的论战或许没有太大的意义吧？
如果将本土的习惯、惯例、传统视作本土资源(当然这就颇有纷争)，那么其实这些资源也是在激烈的变迁、淘汰、吐故、纳新之中的。山林争讼案就是一个例子。(《金翼》第二十章“僵局”中可另一起官司更是一个例子。) 推行法治中，任何想有所成效的官方系统，都不会愚昧到完全无视它们的地步。而民国七年开始的民间民商事习惯调查，延及１９３０年，遍及全国，所得文件资料亦颇为可观［注６］，这也是官方对“本土资源”重视的一个例子吧。
我还想妄加评论的地方在于，倡导本土资源论者，行文之中，设定或摘选的案例，多数有着强烈的礼治与法治、道德与法律之类的冲突，如奸夫告丈夫，受有人情的乡民告有人情于他(她)的基层干部之类。而象林先生的“山林争讼案”，涉及伦理乡俗，又有强大经济利益驱动的案件，似乎不足以成为论述本土资源的典型。而实际上，涉及人伦乡情的本来就是习惯传统的自留地，法律(如婚姻家庭法、
继承法)的涉入历来颇为艰难；至于经济领域，尤其商事交易，即便在乡民之中，对于有好的、新的、更便利的规范，他们也绝不落后的，而这方面的习惯的变化也是最快的。所谓“无讼”在前一领域大概颇为适用，在后一领域大概难下定论吧——如在三言二拍、乃至《聊斋志异》中常有见到乡间闾里乃至家族内为了经济利益而打官司——更何况经济活动的常态是在各种规范(包括法律规范)保证下运作而非诉讼呢。乡民们都明白赚赔的道理(在书斋里就称作成本收益了)，他们的社会实践，无论你说它有意识好无意识也好，总是尽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然同时在乡间闾里有个好名声也是正常的想法。中国社会对的舶来品的改造力之强，众人皆知。胡适先生当年就称如果不倡导“全盘西化”，中国实际上不会有太多变化，因此他就用了这个口号来作猛药——反正要被中和掉大半的。现在虽不必偏激若此，但兼顾本国习惯传统，吸纳他国经验，却是各国法治建设中之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