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我们答案？——从山林争讼案到本土资源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然而在林先生的书中，对行为“善”、“恶”的道德评判并非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与该书着墨于家族制度而非宏观的乡土社会有关。)　在东林家族内和欧阿水家族内，差异格局与礼治秩序一览无遗(但也在变化，于官司中东林的长辈玉门、东干二人主动撤诉，“抛弃”、“出卖”了他)。而实际上考察起来，两家族的关系也很密切：东林祖父的舅舅是阿水的祖父，也即东林应称阿水为表叔，而且在玉门、东千与阿水也有姻亲关系。虽然，母系亲属中可能家族观念不那么优势，但作为晚辈的东林状告长辈阿水，是否就是费先生所称“败类”呢？
　　于林先生书中我们读不到这个意思，相反弥散着浓酽的功利气息。“那里”的乡民，更象富有经济头脑的商人。礼治下，东林是不对的；法治下，阿水是不对的。但是，围绕山林争讼案，乡民更关注的是结局，他们不去考虑谁的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更像是场竞赛。阿水败诉后，在乡里威信扫地，而东林则声名远播，乃至茶馆里对这场官司的闲谈比起说书来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林在商业上也因此争取了更多债主、顾客的信任，并建立了新的交易关系。
　　可以说，费先生书中乡民尚乃传统的农民，而林先生书中的人物已在向商业社会起锚扬帆了——但勿忘记，两者记述及实地考察的时间相差无几。林先生设情境于福建，而费先生则抽象整个中国基层(不过他主要在广西，云南考察，本人则是江苏人)。难道，在当时就有如此大的沿海内地差异影响了这两位大家吗？两位先生说的都是事实，但入手角度不同使得给人印象有别，那么当时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不得而知。
　　三
　　现代法治的推行势不可当，费先生于文末对此种影响也谈及：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如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注４］
　　就山林争讼案中，两造对这些新“设备”的运用上，几平可以说是旧有专制审判方式与新司法制度可融合。
　　东林起诉后，阿水和手下被判立即收监，不过不知道是为了打了人，还是为了打官司——不过从诉讼标的上看，东林请求的是确认山林所有权而并未就流血冲突提起诉讼。或许如林先生言：“腐败的地方官吏只是想吓唬一下当事人，以判入狱来敲诈勒索。”［注５］而他们的所为，与明清的父母官们相去无几了。虽然衙门改作了法院，他们敢于如此作为，也是基于乡民对法律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