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在此与彼之间，在死亡与乌托邦之间的范式的转变作为主要的内容。本书同意这样的思想，即现代性的范式已经穷尽了把它更新的所有可能性，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继续流行只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这样一种穷尽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在这个范式内部不可能前后一致的思考社会解放）。从１６、７世纪以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庞大的和革命的范式出现，它建立在社会管制与解放的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的基础上。到１９世纪这种平衡开始逐渐地向有利于管制、而有损于解放的方向倾斜，直到后者完全为前者所吸纳。这就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所处的局面。
　　解放熔入到管制之中意味着现代性范式的穷尽；但是它也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范式转化的时代。转化的时代是难于描述和冠名的。这样的时代一般是模糊的，一般是不明的，它们代表了陈旧而熟悉与新鲜而怪异之间的转变。因此，把它们都放到一个唯一的设计中，例如“后现代”中，必然是不恰当的；但是恰恰因为不恰当性是必然的，所以设计本身有真理的成分，假如对它加以正当的具体的说明，它的使用就是合法的。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范式转变有几个具有不同速率的向度。我认为存在两个这样的向度：认识论的和社会的。认识论的转变比社会的转变更明显，它出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科学范式与应急（emergent）的认识论范式之间，我称后者为为了正派的生活的谨慎的知识范式。社会转变发生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家间何系的范式与一个或更多的应急范式之间，后者Fourier曾经设计为“震动的优势”。虽然，这些转变的每一个都有多重方面，但我只涉及其中少数几个。关于认识论转变，我更多的注意它的理论和方法论条件，而不是它的社会条件。关于社会转变，我遵从杜尔克姆的教导，把法律和它的具有社会权力形式的人造物看作是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危机的特殊的指标，因而也是某些最重要的范式转变过程的特殊指标。实际上，即使它们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速率，这两个转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本书集中在三个主要的分析领域：知识、法律和权力的原因。
　　作为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强烈的批判，本书把它置于批判的传统之中，但是它又在两个基本方面离开了这个传统。第一，现代批判理论是亚范式的，也就是说，它企图在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内部发展社会解放的潜力，并转变为社会管制的许多形式。因此，批判的思想必须采取一种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更激进的批判的立场，并足以提出一个具有新的解放空间的新范式。只是由于允许用激进的替代物代替仅仅重复（现代范式的）可能性时才能为批判的激进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否则，批判就失去了它所有的效益，而走向Phyrronism，关闭所有可造反的路径，把自己关在自己所选择和创造的空间中闷死。因此，范式批判必须是批判传统本身的批判。第二，范式批判不同于亚范式批判，它不希望像后者那样停留在相反的、离心的和先驱的部分。肯定的讲，所有的批判思想都是非熟悉化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主义的错误在于沉迷于这样的信念之中，即非熟悉化是目的本身，但恰恰相反，非熟悉化只不过是怀疑，它必然要创造一种新的熟悉性。要生活就要熟悉生活。真正的先驱是跨越先驱主义者（transvangardist）。后现代批判理论的目的因此是达到一种新常识－－一种解放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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