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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常识--范式转变中的法律、科学和政治》序

  作为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强烈的批判,本书把它置于批判的传统之中,但是它又在两个基本方面离开了这个传统。第一,现代批判理论是亚范式的,也就是说,它企图在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内部发展社会解放的潜力,并转变为社会管制的许多形式。因此,批判的思想必须采取一种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更激进的批判的立场,并足以提出一个具有新的解放空间的新范式。只是由于允许用激进的替代物代替仅仅重复(现代范式的)可能性时才能为批判的激进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否则,批判就失去了它所有的效益,而走向Phyrronism,关闭所有可造反的路径,把自己关在自己所选择和创造的空间中闷死。因此,范式批判必须是批判传统本身的批判。第二,范式批判不同于亚范式批判,它不希望像后者那样停留在相反的、离心的和先驱的部分。肯定的讲,所有的批判思想都是非熟悉化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主义的错误在于沉迷于这样的信念之中,即非熟悉化是目的本身,但恰恰相反,非熟悉化只不过是怀疑,它必然要创造一种新的熟悉性。要生活就要熟悉生活。真正的先驱是跨越先驱主义者(transvangardist)。后现代批判理论的目的因此是达到一种新常识--一种解放的常识。
  这是一本自我反应(self-reflexive)的书。它完全了解我们所说的总是比我们说我们所说的更多。自我反应性的准确性根源于对超越于所说的的部分的了解。正是这种准确性很难完成,因为它必须在个人和集体的层次上完成。个人的自我反应可能较容易完成,只要我们注意大师们的忠告。例如,John Dewey说过:“哲学家和神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共同性是他们肯定个人的习惯和兴趣形成了他们对手的教条,同样肯定的是他们自己的信念具有‘绝对’普遍性和客观性。”或者如Kierkegaard所说:“大多数人对他们自己都是主观的,而对其他人却是客观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客观。但是,重要的是对自己要客观,而对他人要主观。”或者像Bourdieu所说,他注意到社会学家对其他人是社会学家,而对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有关范式转变的观点的自我反应性的特殊困难在于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应该需要同时跨越两个范式。自我反应性的执行是含糊的,有时的确是相当粗俗的,如本书第2部分第三章在第三章的镜中面对着自己。
  如上所述,自我反应也存在集体的向度。对所说的部分的超越不仅依赖于所说的比被说的更多,而且依赖于所说的处在一种文化中,企图忘记它自己的位置。在这一层次上,自我反应的要求促使个别的社会科学家把这一现象写成一个相对不忠实于起源文化的受信托人。在本书中,现代性比习惯理解的现代性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少是由于这里所理解的现代性是西方的现代性。多是因为欧洲的现代性除了奉献给现代教条的那些现代性之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传统。我所说的这些传统指的是逐渐被压迫、被边缘化、被转变以至于这个教条能够被确信为教条的那些传统。而且,如果在一个教条文化内部,排除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如Raymond Williams所教导的,)在不同文化之间它甚至更为重要,(如Edwards Said所说的)。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狭隘的观点倾向于鼓励一种关于他人的同样狭隘的观点。在记住这一观点时,在努力发现某些被压迫的传统时,本书把许多考古发现包含在西方现代性中,基本的假设是恐怕只有废墟才能完全表现一个事实。另一方面,由于本书的论点也依赖于其他文化的其他传统,从其他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长期的和复杂的相互关系,主要是西方文化占霸权地位时期的殖民和新殖民的语境出发,也要求另一种考古学发现。当然,这种对被压迫文化的研究无论如何没有考古学的兴趣。它更像是再造一种新的学习方法的工具,能使我们深入研究范式转变和揭示它所具有的全部解放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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