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常识－－范式转变中的法律、科学和政治》序
朱景文译
【全文】
《走向新常识－－范式转变中的法律、科学和政治》＊序言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朱景文译
“凡人都应该有死亡的思想，而不应有不死的思想。”希腊哲学家Epicharmus说。本书涉及死的思想。它的假设是社会文化范式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自然过程，最终要死亡；但是它不象人的死亡，某种范式的死亡标志着新的范式的产生，另一方面，要记住萨特的话。“一种思想当它没有实现时总与乌托邦有些怪异的类似之处”，本书也涉及到乌托邦问题。
本书把在此与彼之间，在死亡与乌托邦之间的范式的转变作为主要的内容。本书同意这样的思想，即现代性的范式已经穷尽了把它更新的所有可能性，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继续流行只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这样一种穷尽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在这个范式内部不可能前后一致的思考社会解放）。从１６、７世纪以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庞大的和革命的范式出现，它建立在社会管制与解放的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的基础上。到１９世纪这种平衡开始逐渐地向有利于管制、而有损于解放的方向倾斜，直到后者完全为前者所吸纳。这就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所处的局面。
解放熔入到管制之中意味着现代性范式的穷尽；但是它也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范式转化的时代。转化的时代是难于描述和冠名的。这样的时代一般是模糊的，一般是不明的，它们代表了陈旧而熟悉与新鲜而怪异之间的转变。因此，把它们都放到一个唯一的设计中，例如“后现代”中，必然是不恰当的；但是恰恰因为不恰当性是必然的，所以设计本身有真理的成分，假如对它加以正当的具体的说明，它的使用就是合法的。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范式转变有几个具有不同速率的向度。我认为存在两个这样的向度：认识论的和社会的。认识论的转变比社会的转变更明显，它出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科学范式与应急（emergent）的认识论范式之间，我称后者为为了正派的生活的谨慎的知识范式。社会转变发生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家间何系的范式与一个或更多的应急范式之间，后者Fourier曾经设计为“震动的优势”。虽然，这些转变的每一个都有多重方面，但我只涉及其中少数几个。关于认识论转变，我更多的注意它的理论和方法论条件，而不是它的社会条件。关于社会转变，我遵从杜尔克姆的教导，把法律和它的具有社会权力形式的人造物看作是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危机的特殊的指标，因而也是某些最重要的范式转变过程的特殊指标。实际上，即使它们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速率，这两个转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本书集中在三个主要的分析领域：知识、法律和权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