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排他性的使用权，土地开发权、土地的经营收益权。但人们现在仍在谈论完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范围有多大仍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承包制改为“租赁制”、转包以及人股“反租倒包”等是否属使用权的范围？委托邻里亲朋代其经营承包地的“代耕制”是否是使用权的扩展？农户以土地承包权人股参与经营与分配的“股份制”，广东南海县将承包权转化为股权，是否符合使用权的原始界定？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澄清。
1998年，洛阳市郊区人民政府为在当地发展从来没有推广试验过的所谓高科技农业，决定征地50亩。征地的费用是每亩33万元，而农民拿到手的只是赔偿每亩地青苗费1000元，其余征地款全进了镇政府的钱库，号称“镇管村用”。《人民日报》记者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村庄人均耕地原本只有0.7亩，征地之后，有的农民家里5、6口人只剩下1亩多口粮田。但这种危及农民生存的征地就是这样不可更改地决定了。1998年4月22日，洛阳市郊区辛店镇干部及派出所干警一行几十人．带着两台大型推土机，不顾农民的反对和阻拦，强行将辛店村第2、第11两个村民小组近50亩丰收在望的小麦全部推毁。“推麦圈地那天，镇派出所干警都出动了，谁有意见就抓谁。”那些可怜的农民说：“农民以地为本。我们这里耕地本来就不多，又强行征用土地，没有了口粮田，我们今后生活咋办，？” [29]
像洛阳市郊区这个小村庄出动警察强制征用农民土地的事件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农村农民与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关系白热化的一个小插曲。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白热化是因为，农民的财产利益在征地过程中严重流失，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想方设法占农民的便宜。当今中国农村，农民与政府对立最激烈的领域，都集中在民财产权领域，一个是农民负担问题，一个就是土地征用问题。但是，农民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几乎都与土地征用有关。对农民来说，他们可以忍受土地产权状况的模糊，上地可以被调来调去，但他们不能承受永远失去土地。农民以土地为生存基础，而农民的身份转换仍然困难重重，这种情形下，农民保留一块自己的土地，几乎就是自己的生命线，剥夺土地，等于剥夺他们的生命。为争得土地，农民挺而走险是必然的。“中国大部分农民很穷，如果连一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也得不到尊重，农民对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留恋？[30]
1993年以来，广东、河南、陕西等地发生多起因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事件。
征地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割让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即使农民的土地产权被界定得相当清楚，国家仍然可以运用权力改变产权的归属。这种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盾割让老百姓财产权的行为历来是一个国家的
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对象。例如，征用必须依法律为之、必须进行充分、公正的补偿。联邦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153条规定：“公用征收，仅限于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相当赔偿。”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荷兰王国1814年
宪法第
13条第1款规定:“加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照法律规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
相较之下，中国
宪法和法律对农民土地征用的规定既显霸道，又不公平。
宪法和
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原则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连“补偿”二字的影子都没有。
如果一种权利无法给人带来可以预期的利益，这个权利就是不真实的。目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权利。如果权利是不可靠的，当然无法确立农民与大地的感情。如果农民是在可能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从事生产、生产不是自己选择的产品且可能是不许出售或者卖不出去的产品，指望农民辛苦耕耘、增加土地的长期投人和责任心，培养地力，产生长远预期，无异于缘木求鱼。而那种对应该属于自己、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掠夺性破坏也是可想而知的。
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的措施都倾向于稳定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如维持家庭承包制度基本不变；1998年在原有的承包期快要到期的时候，让农户在承包期15年基础上再承包土地30年；“生不增田，死不减四”；禁止基层组织随意调整土地权；明确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举措实际上都无法触动土地问题的关键所在。
海内外的农村问题专家们曾经提出，为了解决中国 土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应当引人一种土地永久使 用权制度。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应当是所谓的15年、30年，也不是50年，70年，100年，而至少应当是能够横跨好几代人的制度安排，甚至永远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