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付银行欺诈无法可依
　　威廉姆斯是一家银行──A银行的经理。那个时候，银行都开设一种“空壳帐户”（dummy　account），有的时候，客户会有一些短期的透支，这些空壳帐户就用来暂时弥补这些透支的钱款。威廉姆斯负责管理这些空壳帐户。但他利用职权，在三年的时间里，从这个帐户上开出空头支票若干张，大约值58000美元。为了弥补透支额，防止露馅，威廉姆斯就想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他用4600元在B银行开了一个户头，然后从这个帐户上开出一张58500元的支票，把这张支票提示给A银行，以弥补空壳帐户上的亏损。但这一来，B银行不久就会发现他开出了透支支票，于是，他又在A银行开了一个户头，然后从这个户头上开出60000元的支票交给B银行。为了弥补A银行出现的透支，威廉姆斯又如法炮制，在第三家银行开出65000元的支票存入A银行自己的帐户上。这样，连续开出透支支票在不同银行之间进行流转。最后，这张支票被该银行拒付并退回。整个链条就断了，威廉姆斯被起诉。
　　这个案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支票透支案件，犯罪人在不同银行连续透支（check-kiting）。像这样的行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检察官可以从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起诉。但是，支票本身并不通过邮件结算，也不完全通过电汇结算，因此，没有办法根据邮汇和电汇欺诈法对被告进行起诉。因此，检察官便以“错误陈述”为由，根据相关的法律（18　USC　section　1014）起诉被告。这种所谓“错误陈述”在起诉那些提供虚假文件，进行贷款诈骗的犯罪分子时是比较适合的，但在起诉这种犯罪时，却受到了法官的质疑。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认为：支票只是指示银行从其帐户上支付一定数额金钱的命令。它不是陈述一定的事实，表明客户有这么多钱；它只是一个指令，指令银行按照支票上签发的数额支付，如果银行拒付，则由出票人承担付款责任。支票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因此，尽管被告在帐上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开出了几张支票，这种行为也谈不上“错误陈述”。被告被无罪释放。
　　美国最高法院有着很大的权力，最高法院的判决必须遵守，这种情况对银行是极其不利的。当时几个类似的案件，本来即将根据同样的理由起诉的，但由于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中的判决，不得不放弃。而现在看来，这种透支手段，只要达到一定数额就应当属于典型的犯罪行为，但20年前，美国的法律存在很大的真空，在对付银行欺诈犯罪方面无能为力。
　　此外，从80年代初开始，储蓄和信贷机构（credit　and　loan）内部人员实施的犯罪越来越多，最终酿成了震惊美国的80年代末“储蓄和信贷机构危机”，造成美国纳税人几百亿美元的损失。从当时的某些立法本身来看，这种“储蓄和信贷机构”不属于法律定义的“金融机构”的范畴，无法适用业已存在的相关法律；就可以适用的法律而言，量刑太低，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不能有效地对付这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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