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院对仲裁裁决实质方面的监督审查。大多数学者认为，国内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监督仅仅局限于裁决的程序方面，而对裁决的实质问题则不加干预，而且援用国外法律规定和司法判例加以说明。其实不然，依据《纽约公约》，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审查监督不仅仅在于仲裁裁决的程序方面，而且还在于对仲裁裁决作实质方面的审查。程序方面的审查在审查是由当事人申请而启动，这是由程序审查的内容所决定的，仲裁程序问题涉及的是仲裁当事人自身的程序权利，虽然当事人被剥夺仲裁程序权利有可能导致其实体权利被侵犯，但是这种可能性往往仅仅涉及到当事人自己的利益。因此，仲裁的程序权利被规定在当事人自治的范畴内，当事人不为撤销裁决的申请，审查法院往往不予考虑。与此相反，对仲裁裁决的实质审查则不以当事人的申请为条件。《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是法院援引并用来审查监督仲裁裁决实质内容的公约规范。它认为，如果申请承认和执行地所在国的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两种情况之一，该仲裁裁决可以不被承认和执行：一是依据该国法律，争议事项是不能以仲裁解决者；二是承认和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仲裁事项的不可裁性问题方面，就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而言，判断争议事项不可裁性的标准是被申请承认和执行裁决地国法，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人身关系、人身地位或涉及婚姻家庭法的有关争议具有不可裁性。如专利权和商标权方面的争议；企业破产方面的争议；证券法律关系方面的争议；反托拉斯和不正当竞争方面的争议以及投资和技术转让方面的争议。但是，一些国家也规定，专利和商标争议纠纷具有可裁性，如法国、美国和意大利。
证券法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在1974年的“谢尔特诉阿尔贝-卡尔弗公司”一案中确立了证券交易的可仲裁性，并且影响了许多国家。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认为，基于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的公约》，投资和技术转让具有可裁性，而发展中国家则不予认可。公共政策问题方面，公共政策在各国立法中表现为多种措辞，而且在内容的理解上也有一定的差别，《纽约公约》对公共政策的范围没有规定，它赋予各国的审查法院对此依据国内法进行确定的权利。由此可见，公共政策条款具有较强的弹性，审查法院完全可以依据“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结合国内法的规定，充分阐发公共政策的广泛含义，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但是，实践证明，仲裁裁决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美国法院在解释“公共政策”认为，“只有当执行一份外国仲裁裁决将违反执行国的最基本的道义和公共的概念时，才可拒绝执行”，从三个方面界定了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1)仲裁裁决违反政府政策的抗辩；(2)仲裁裁决因有悖国家法律所致的抗辩；(3)以其他特殊理由进行的公共政策抗辩，如显失公正，采用惩罚性赔偿等郭子平：《论国内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作用》，《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除此之外，法院的国内法也是审查法院审查时直接依据的规范，如我国的《
民事诉讼法》第
260条第2款、《
仲裁法》第
58条第3款，都明确赋予我国法院对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仲裁裁决有裁定撤销的权利，我国对公共政策的定义是“社会公共利益”，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我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持限制解释的态度，这与各国区分国内公共秩序和国际公共秩序的普遍做法是一致的。(作者单位/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纠纷而建立的规范体系，国内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活动中具有协助职能和监督职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下，国内法院又协助又制约的法律地位是由国内法院的国家司法性和国际商事仲裁的民间契约性所决定的。意识自治原则是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关系当事人在此前提下，依据契约自由原则，订立仲裁协议，商定以仲裁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纠纷，从而表现了仲裁当事人意识自治的特征；国内法院对此以国家司法机关的名义予以认可并且予以协助。公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决定的国内法院的独立司法权，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下表现为国内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裁决从程序到实体，具有完全的审查监督权：裁决的程序是否满足了形式正义的要求，裁决的内容是否违反本国的公共政策，都要受到国内法院的全面考虑；尽管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从理论到实践，摆脱国内法控制的倾向日益明显，但是，国内法院对国际商事裁决的审查和监督是自始存在并决定着裁决最终命运的。另一方面，国际商事仲裁的裁决置于法院的有效监督之下，才能使仲裁裁决置于意识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合理范围之内而不被滥用，从而体现实质的正义。基于国内法院与国际商事仲裁的此种关系，本文拟从国内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活动中的协助和监督两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协助职能和监督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