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刑法典》没有对保险诈骗罪作出专门的规定，而是直接适用
刑法关于诈骗罪或相关罪名的规定。
3.在附属刑法规范中规定保险诈骗行为，例如，法国的新《刑法典》没有专门规定保险诈骗罪，但法国的《社会保险法典》第337—1条和第337—3条规定：任何人为获得或使人获得，或企图使人获得不应获得的补助金或赔偿金，犯有欺诈行为或进行虚假申报的，处360法郎至20000法郎的罚金，并不影响根据其他法律处以其他刑罚。
在我国，由于保险事业的起步和恢复比较晚，1979年的旧《
刑法》对保险诈骗犯罪未作具体的规定，因而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实际发生的保险诈骗案件，司法机关都依据旧《
刑法》第
151条和第
152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论处。但是，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保险合同关系进行保险诈骗的活动日益突出，犯罪手法日趋复杂，所诈骗的保险额一般都比较大，不仅严重扰乱了保险业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的金融秩序，而且还给国家、保险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及时惩治保险诈骗的犯罪行为，为司法机关提供必要的法律武器，保证执法的统一性，保障我国保险事业的顺利发展，同时也为了配合《
保险法》的实施，1995年6月通过的
“决定”在第
17条专门规定了保险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我国新修订的《
刑法》则在第
198条将这一补充规定予以吸收和纳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一、危害保险行为的犯罪化原理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人们在与各种危险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对付危险的办法，保险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而先进的抵御机制。然而，自保险产生之日起，保险诈骗、虚假理赔等危害保险的行为就象幽灵一样伴随其左右，给保险机制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从实际情况看，保险诈骗、虚假理赔等行为在道义方面的应受谴责性是明显的。但是，是否有必要在刑事立法上，将保险诈骗、虚假理赔等行为犯罪化，单独规定为犯罪呢?
(一)保险机制的天敌
从本质上看，保险是建立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社会互助基础之上的精巧机制，其科学性在于只要单位或个人缴纳了保险费，他就与其他被保险人形成互助共济的关系，将风险从个人转移到团体，从共同建立的保险基金中，对其因意外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得到补偿。这本来是众人共同抵御风险的方法，是一种科学而又先进的进步。然而保险诈骗、虚假理赔等行为却是对这种进步的一种反动，是保险机制的天敌。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保险诈骗、虚假理赔等行为大量吞噬保险费用，使得保险基金所具有的经济补偿功能被严重破坏，从而扰乱了保险基金安全和稳定的状态，给保险事业的正常运行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这可以从以下数据中清晰地看出：
近代保险制度开始于海上保险。然而，国际海运诈骗(其中包括保险诈骗)的频繁发生，却对国际贸易活动、航海业和保险业构成极大的威胁。仅在1989年国际海事局负责调查的112个不法行为的案件中，保险诈骗案就有19起，涉案金额为1750万美元。防止海运欺诈委员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营业部编辑：《国际海运诈骗综述及案例选编》，1990年10月，第2页。另据有关资料表明，在美国保险索赔的总支出中，10%～20%往往由诈骗者得到；英国保险业在1991年因保险诈骗损失4亿多英镑；法国保险公司在1990年被骗的保险资金达90亿法郎。在我国，保险诈骗案件的数量、金额呈急速上升的趋势。在80年代末期，我国诈骗犯罪中涉及保险业的数量仅占2%左右，在1992年却上升到45%左右，而到1994年末上升至6%。引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孙树法)：《关于保险诈骗与防范对策刍议》。
保险费用被不法分子大量吞噬的后果，首先损害了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依据许多国家的各类保险业务的统计，可确定的因欺诈而导致的赔款支出，估计占保险费收入的50%，因而，国际保险业务的专家会议指出：“保险欺诈已被确定为当前对保险业盈利构成威胁最大的部分。”引自关沅非译著：《保险欺诈》，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4页、第1页、第141页。由于保险业带有极大的风险，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就应当满足以下要求：参见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4—27页。第一，经济上具有可行性，也就是说，损失的潜在严重性很大，但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很大；第二，损失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第三，损失是可以确定和计量的；第四，不会发生特大的灾难事故。其中，损失发生的偶然性最为重要，这是保险法律关系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保险人来说，如果保险标的没有发生损失，它就可以获得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而无须付出经济代价，从而获取利润。假如保险标的肯定会发生损失，而且发生的可能性大于不发生的可能性，保险人的承保就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但是，不法分子却人为地虚构、蓄意损害保险标的，或者编造、夸大保险事故的有关情况，将保险标的损失发生的偶然性演变为确定性，使得保险人付出本不应支付的赔偿金，从而非法地增加了保险人的补偿责任。另外，保险诈骗等行为还侵犯着广大投保人的合法利益。对保险公司而言，它们对投保人所赔偿或给付的保险金来自于保险基金，并不具有救济性质。保险基金的源泉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所缴纳的保险费。在保险学上，保险费是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的乘积，保险费率的高低决定着保险费的多少。在实质上，保险费率也是一种产品的成本。保险公司在制定保险费率的过程中，首先对未来的损失和费用进行预测，然后将这些费用在不同的投保人之间进行分配，并且可以进行调整或修正。但是，保险诈骗等行为日益泛滥和猖獗的现实状况，迫使保险公司不得不将“通过欺诈手段获取保险利益”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而接受，因此，在计算保险费率时，迫不得已地要适当地将其考虑在内，引自关沅非译著：《保险欺诈》，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4页、第1页、第141页。其结果是导致广大的投保人在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时，不得不在原本正常的基础之上，再多缴纳一部分费用，以换取自己从保险公司获取保险赔偿金的权利。同时，保险基金被大量骗取的结果，还直接减少了真正遭受损失的投保人获取保险赔偿金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