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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在《儒效》中提出：儒有三等：俗儒、雅儒、大儒：
俗儒是略晓学问以求衣食，却不懂学问之大义，毫无个性的人：“略法先王而足乱世”，“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雅俗是谨守成法而不知法之所不及的人：“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大儒是深明古今之大义、法律之宗旨，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人：“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猝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作，张法而度之，则奄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可见，雅儒与大儒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能够精熟地运用“法”和“类”，前者只会用“法”而不明其“类”，后者则既明“法”又明“类”。雅儒与大儒之别，近似于劲士与圣人之别：“行法志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荀子认为，大儒和圣人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够达到：“积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
要成为大儒式的法官，就必须学习“法教”、“法义”，特别是“统类”。荀子说：“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法数”是指成文法条或法言法语之所谓。“法义”是指法律原理或立法宗旨。只知法条而不知法律原理是不能审好案件的。他还说：“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知)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类”是高于“法义”的法律原则或法律意识，也是创制和适用判例的指导方针：“类不博，虽久同理”，“以类度类”，“以类行杂，以一行万”，“推类接誉，以待无方。”在“类”之上还有“统类”，这是国家支配政治法律实践活动的总政策，或曰“法律传统”。“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这样便能无往而不胜。
六、“大儒风范”与判例法实践
在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贵族精神直接影响着当时的判例法实践活动。熟读《春秋》(泛指史书)、谙悉典故的叔向、子产等贵族代表，都是以学者的姿态旁征博引裁判案件的。重要的案例常常被铸之鼎上，置之庙堂，以示威严与长久。今天，我们读一读西周出土礼器上的案例铭文，也许会体味到，就是这些古代贵族法官，凭着他们的阅历与敏锐，从习俗中寻找法律，将传统付诸于现实，把现实又变成传统。
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立法难于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使儒家经义高居于法律之上，还在于恢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
汉代既读经又习律的大师们，肩负着用儒学精义注释法律的使命，使枯躁无味的法条贴近民间并洋溢着义理的气息。同时，大量的“决事比”(判例)既体现着几代法官的集体智慧，又弥补着法条的空白或欠缺；既成为法官培训的有效教材，又为后来的成文立法创造条件。
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典或成文法典不宜于时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悄悄打起判例法的旗帜。他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初年大理院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拜倒在现行法律面前缄口不语，他们没有片面推崇成文法、贬抑判例法的偏见，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地从传统习俗当中去寻找法源。正是仰仗着各朝各代一批又一批具有贵族精神和“大儒风范”的仁人志士们的努力实践，才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沿革史，由于充满着人与法的碰撞、律与例的磨擦，而显得丰满、和谐、优美。这一首由成文法和判例法双重演奏的古歌，正是人类法律实践领域中独有的中国式的“混合法”的主旋律。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责任编辑/蒋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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