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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就是首先需要与律加以区分的一种法律形式。从目前情况来看，令的出现比律要早。一般认为商鞅改法为律，可是卫鞅到秦国之前，令却已经在秦国存在了。据《史记·秦本纪》所述，卫鞅入秦的起因，就是由于当时秦孝公发布了一个令，最后提出的内容是“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又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后来孝公任用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些令的基本内容包括：“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等等。接下来又说到“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便以徙木赏金的方式“以明不欺。卒下令。”但是，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结果在严格处罚太子犯法一事后，“明日，秦人皆趋令。”当这些令“行之十年”取得极大收效时，“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从这些文字记载，可以明确知道商鞅变法，主要是通过令这一法律形式来加以规定和实行的。由此而论，秦令早在秦统一天下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此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曾经发出逐客令，由于李斯的上书，此令才被废止。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严禁私学，提出以下立法：“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诛。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经过秦始皇认可的上述李斯所请的内容，实际最后是以令的形式发布的，所谓的“令下三十日不烧”中所指的“令”，当然是指请求焚书等具体的内容。《史记》的记载，应当说是可信的，因为记载秦的历史的《秦记》是排除在应焚书籍之外的唯一的史书，司马迁写有关秦的史实和人物时也许不会遇到资料不足的问题。
以上说明，秦统一天下前后即秦国和秦朝两个时期都有令这种形式存在，看到这些片断记载后，即使确实感到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秦令的性质，但如果只是想回答秦令是否存在的疑问，似乎并不困难。
三、从秦简中发见秦令
如果说，1977年以前的时候，秦简的研究资料还不够完整，那么，在此以后则相继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几个不同形式版本的释文。这里就出现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在秦简“法律答问”这一整理标题下的简文中，明明已经见到有“犯令”和“废令”的法律名词概念，由此完全可以推断出秦是有“令”这一法律形式的，大庭*?先生为何视而不见呢？笔者认为，这里的原因大概和秦简有关整理者的注释有关。象整理之后命名的某些名称如《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用“律”字定名可能就不够准确，无形中束缚了人们对这些法律中不同法律形式的认识，整理者虽然作出了诸多学术上的非凡贡献，但也由于最先提出一些说法，引导整个学术界在以后的思考中形成某些思维定势。记得有一位学者也曾经提出过这方面的警告，大意是说简牍整理者提出的看法虽然扫清了许多研究上的障碍，但是也可能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成见，导致走上同一条思路而忽略还有其他可能做出的选择。笔者觉得这种警告堪称卓见。
我们先看一下秦简《法律答问》（现也有称之为“律说”）中的有关犯令等简文内容，为了看起来方便，原文中那些古体字和假借字直接使用整理者注明的今字：
何如为“犯令”、“废令”？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论。***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2页。**
原文译成今文的大意是：什么叫做犯令、废令？律的意思是，“令”规定不可做的事，结果做了，就称作“犯令”；“令”规定要做的事，不去做，就称作“废令”。按照成例两种情况都以“犯令”论。
秦简中另有一条谈到犯令的简文：
郡县除佐，事它郡县而不视其事者，何论？以小犯令论。**同前注。**
此外，还有一条简文谈到对那些已经免职或调任的人，如发现在原职位上有犯令、废令情况的仍须加以追究。***同前注。**
正象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从这些秦简来看，秦时对于“犯令”的情况已经有了通则性的规定，而且推论这也许是唐律《杂律》中“违令”律条的来源。
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虽然唐令和早期的令已经有所区别，但是正和唐律中所说的“违令”中的“令”是特指的一种法律形式一样，秦简中所说的“犯令”和“废令”中的“令”，也应该是指一种特定的法律形式。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象这种特定的“令”应当是指哪些法律规范呢？笔者认为，至少通过睡虎地秦简中的下列简文（为了便于说明，以例1、例2等形式编号），可以基本确定出秦的某些“令”文。：
(例1)日食城旦，尽月而以其余益为后九月禀所。城旦为安事而益其食，以犯令律论吏主者。减舂城旦月不盈之禀。 仓***同前注，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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