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文帝元年废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时象讲这种类型的人不会再受到附加的亲属和家庭财产被收没的处罚了。但这只是使无罪的家属不再从坐，而受过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释放，恐怕还是只能成为隐官。作为一个隐官，本人的自由显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择业，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别是行动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还不如奴隶，因为奴隶大概不会被禁止在人们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场所。前述庞涓的恶毒计谋，正是利用“欲隐勿见”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孙膑不仅永远失去进取的机会，而且永无出头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过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随终生的低贱性质。前面谈到的，隐官解娶明的隶名叫符的人为妻，如果最后我们能确认“隶”是指奴隶，那么，隐官社会地位的低贱，等于已经降到和奴隶属于一个阶层，因此才有这种婚配的情形出现。甚至象已经被齐国使者偷带至齐、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齐王重用的孙膑，当齐威王打算任命他当领兵打仗的将时，也不得不加以辞谢，原因是他所说的“刑余之人不可”。至于为何“不可”，史籍中没有说。联系到其他文献对刑人社会地位的描述，估计就是因为受过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样立于众人之前，更不要说对众人发号施令了。在滋贺先生文中曾举出《《左传》所记如下例子：齐
鲁之间交战，鲁国的臧坚受伤被齐俘虏。齐灵公派阉人夙沙卫去看望臧坚，目的是告诉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杀。臧坚一面表示拜谢，一面又因不满于齐灵公“使其刑臣礼于士”抉伤而死。可能齐灵公本来出于一种贵族风度的好意，只不过一时疏忽派了亲信阉宦传话。结果同样讲究贵族风度的臧坚，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齐君居然派来一个刑余之人，反而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选择了自杀。联系到这一事例，我们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讲的孙膑不当将帅，不仅是考虑各种不利的表面影响（因为这些也许并非不可从权，否则齐王就不会考虑这项任命），而是和战场指挥、战争胜负等这些最实际的问题密切相关。试想，假如军中有人羞于接受孙膑这样刑人的号令，宁死也不接受孙膑的指挥，那仗还怎么能打呢？总之，“没世不齿”，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些刑人的头上，使他们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诸多的限制并且几乎是任何情况下也无法改变的。肉刑的影响不仅及于自身，还会对后人产生影响。
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不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鬻拳本来出于耿耿忠心，才采取强谏的方式。由于楚君不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用武器威胁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张去做。楚君因害怕而听从了，但鬻拳认为自己对君主犯下大罪，然后自己给自己处以斩足的刑罚。因为受过刖刑的人往往从事守门之事，所以他被人们视为头号守门人。守门如果普遍由刑人担当，显然并不是什么好差事而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业，可是，他的后代也成了这种职业掌门人，不能不说是因他受过肉刑所致。
又如《史记·蒙恬列传》说的赵高的情况：“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这里的“隐宫”二字，有的学者认为应改作“隐官”，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只是由于“秦王闻赵高强力，通于狱法”，按当时的标准等于即有武又会文，可能才特别给予任宦的待遇。其实到赵高这一辈已经是受过肉刑之人的后代了，但还是不能免于列入卑贱。甚至到后来秦二世登上皇帝宝座，已经重用赵高，和赵高商量如何解决“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等问题时，赵高还是不免需要说到自己的身分。赵高当时回答：“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这时当上郎中令，官职已经很高，但“今高素小贱”一句，仍然表明他作为刑人的后代这种低贱的身分永远不能抹去。
肉刑这种伴随终身的身分性，以及对后代所产生的不能消除的影响，应当说对人的长期伤害才是最重的。因为肉体所遭受的伤痛只是暂时的，甚至并处的劳役刑也不是没有终止之期，伤残有时也只是一种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动的不便。“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受过肉刑以后所具有的卑贱的身分，才是让人没有了希望、使人永远丧失改悔从善之机会的关键所在。在分析废除肉刑的意义时，似乎不能忽略这一主要之点。废除肉刑和规定刑期的最大意义，是开辟改过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复归社会，使其本人和其后代不致被社会长期歧视。《汉书·
刑法志》记载缇萦所说的肉刑一旦受之“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的凄切话语，能够使文帝受到触动，难道就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许触动，而非要从扩大剥削对象等经济角度着眼，去认识废除肉刑的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