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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自蒙古社会传统观念的“约孙”
“约孙”作为蒙古社会古来的习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并世代沿用。在成吉思汗最初被推举为蒙古部大汗时，曾发誓道：“我决不让祖居沦丧，决不允许破坏他们的规矩、习惯（yusun）！”〔11〕大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颁布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文——《大札撒》，然而札撒的内涵较之约孙要狭得多，约孙在具体的法条之外有更丰富的涵义，调节着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约孙”不是代表个人意志，而是社会意志的反映。若违背“约孙”，即违背“道理”，因而为社会之“理”所不容。打一个较为接近的比方，在古代蒙古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约孙”的位置大致相当于中原王朝“礼”的范畴，它并非由哪一位立法者人为制定，而是与蒙古社会相伴而生。“约孙”是从蒙古人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无需为它确定任何法律形式就具有对社会的约束性力量。所以，在成吉思汗《大札撒》产生以后，“约孙”仍然与之平行使用，共同作为调节蒙古社会的行为规范。如，蒙古人传统观念尚右，故而有“系鞑主之颈，骑而相向者，其左而过则谓之相顺；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则谓之相逆。”〔12〕有学者论述中原王朝的“礼”是中国古代的习惯法，认为礼“不仅具有道德规范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13〕“约孙”作为蒙古社会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也兼具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双重性。从成吉思汗的一段训言就能反映出“约孙”的这一特点：
“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gulam）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yusun）和法令（yasa），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他们〔出征〕打先锋所骑的马精疲力竭、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1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为建立这样一套家族制社会的秩序，仅靠成吉思汗的“法令”即“札撒”并不够，还应同样重视古来的习惯即“约孙”（按：在此“约孙”已经具有习惯法的表现形式）。为保障这一秩序的实现，他以咒语的方式规定了轻视“约孙”和“札撒”的后果。实际上，这不仅约略地折射出蒙古时期法律文化的原始性，主要表明的是蒙古汗国从大汗到一般普通民众，在已经将“约孙”认可为普遍的“社会意志”的基础上，同时又把它当作经过国家认可并表现为“国家意志”的行为规范，在它的背后，表明是依托着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的。源自于蒙古人传统观念的“约孙”，在蒙古社会具有相当强的习惯性势力，它作为通行于全社会的“习惯”，还作用于蒙古人的婚姻习俗方面。
蒙古人在氏族社会时期就通行“族外婚”习惯。据《史集》叙述，成吉思汗七世祖土敦篾年有九个儿子，“他去世后，留下一个名叫莫拿伦的妻子，她是这些儿子的母亲。他的儿子们，娶了各地、各部落的姑娘〔为妻〕后，便按照习惯上的女婿的权利，〔从一个部落〕去到〔另一个部落〕。”〔15〕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父家长制的确立，蒙古社会曾经盛行一段时间男子从其他氏族或部落“抢妻”的习惯，这一时期与“血族复仇”时期大致重合。椐《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即系其父也速该从篾儿乞人那里抢得；后成吉思汗之妻勃儿帖又被篾儿乞人以“复仇”的方式抢走。〔16〕这种习惯一直影响到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根据鲁不鲁乞看到的情形：“当任何人同另一个人达成一项交易，娶他的女儿为妻时，姑娘的父亲就安排一次宴会，而姑娘则逃到亲戚家里躲起来，……于是他和朋友们到处寻找她，直至找到了她，这时他必须用武力把她抢过来，并把她带回家去，佯装使用暴力的样子。”〔17〕古老的婚姻习俗仍然象征性地残留到蒙古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蒙古社会的婚姻习俗发展到以经济能力为后盾的“购买”形式。鲁不鲁乞说：“一个人如果不购买妻子，他就不可能有妻子。”加宾尼谓：“每一个男人，能供养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个妻子，一个人有一百个妻子，另有人有五十个，还有人有十个——一个人多些，另一个少些。”这实际上是蒙古社会从古代继承而来的“一夫多妻”制。这种制度在蒙古社会的完善是以成吉思汗的军事扩张政策为前提、以蒙古习惯法的保护为条件发展来的。《黑鞑事略》云：“霆见其俗：一夫有数十妻或百余妻，一妻之畜产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不许有妒忌者。”〔18〕蒙古社会男子可以无限地娶数个妻子，而限制条件仅以“遵守一亲等、二亲等以内之血亲不得结婚的风俗，但是不遵守姻亲之间不得结婚的风俗。”〔19〕父兄过世，则可以“收继庶母、叔婶、兄嫂”〔20〕，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元末，为蒙古法文化中的一项特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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