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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律关于刑事控告的具体规定
鉴于刑事控告既关系到被控告人的切身利益，又牵涉到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唐代统治者对其特别予以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控告犯罪的具体政策并规定在法典之中。
(一)强制控告制度
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及时地惩罚犯罪，唐律规定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知情者应承担控告的义务，知而不告，就要承受法律制裁。具体规定见于《唐律·斗讼》：“诸知谋反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知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对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些危害封建政权及皇权的严重犯罪，唐代统治者强制知情者“密告”，有违犯者非“绞”则“流”，任何人不得例外。“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对于强盗、杀人这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唐律不但强制被害人及其家属告发，而且要求被害人之同伍、比伍承担告发义务。“诸监临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举劾者，减罪人罪三等。纠弹之官，减二等。即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各级行政官吏对其部属内的犯罪不得隐瞒、包庇，知情不举者要承受刑事制裁。至于纠弹之官，其职责正是察举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应承担举劾犯罪的义务。
(二)限制控告制度
唐代统治者一方面确立了强制控告制度，另一方面又设立了限制控告制度。当控告冲击封建伦理，不利于社会稳定时，控告不仅不被提倡，反而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唐律对控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的身份上，对某些性质的案件也作了限制控告的规定。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因亲属关系“亲亲相隐”，即亲属间对于犯罪互相容隐不得告发，是中国封建诉讼的一个重要特征。据此原则，《唐律·斗讼》对亲属之间的控告作了严格限制性的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
因主奴关系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报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所谓“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2〕既然部曲、奴婢为主人之私有，自然不得损害主人之利益，更不得对主人提出控告，违者即绞。
因生理条件 “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
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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