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什么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
法治的本土资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8〕。沿着这个思路分析下去，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一个问题：政府推进法治所依靠的本土资源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提得过大以至于不好把握讨论的范围，我们可以把问题再缩小一些，仅仅讨论一下，什么是政府推进法治所依靠的最大的本土资源？
其实，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极为简单的。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当然，肯定还有更好的表述，或是更深一步探讨如何表述的必要，但这不是本文的力量所及。
从一些人们熟知的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中国实行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大致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50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9〕。
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势，我们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势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10〕。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其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充满挫折和动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流血冲突，包括法制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事业遥遥无期，可望而不可及。
对于中国的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资源，不能仅从概念和字面上去理解，这种政治资源还内在包含着由政府掌握和支配的巨大的经济资源、知识资源。就法律生活而言，政府也掌握着各种正式的法律组织和通过各级城市和农村组织延伸到社会的民间生活的非正式法律组织。比如，我们不久前还拥有一支由100多万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近1000万名人民调解员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力量，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最基层每调解600--700万件民间纠纷，防止“民转刑”和非正常死亡事件达十几万起〔11〕。据统计，在八十年代，我国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12〕，人民调解制度每年解决的社会纠纷曾经是法院的10多倍。目前,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削弱了,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在下降,但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这也是一支由政府所掌握的力量，是延伸到社会民间生活中的国家政治资源。所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最大本土资源莫过于政治资源，莫过于政府力量。忽视了这个本土资源，法治本土资源问题的研究就会显得过于单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视为中国实行法治的最重要的本土资源，把本土政治资源视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现实推动力量，那么，借助本土资源实行法治的最基本模式就只能是这样一种模式：政府推进型的变法模式。这可能是从本土资源角度立场出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当然，还可能有其它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如尊重历史的传统，尊重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起作用的非正式规则，重视在创制正式规则的同时为“民间性”解决和“契约自由”留出应有的空间，注重强制性制度创新与诱致性创新的结合，注重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注重制度框架的正式统一确立与“细节”的灵活性。这些都是本土资源论启发人们想到的非常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或是警惕到)，借助本土政治资源推进法治所可能产生的局限与弊端，注重对本土政治资源的改造和新的本土政治资源的“再造”，防止因不合理的政府偏好所可能导致的改革中断或停滞。也许，后者更关乎中国法治的未来前景。
五、法治的政府推动及其与人民的关系
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与社会演进型法治相区别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个事实背后，存在着一个为人们所关心的且在理论上也十分重要的问题：法治的政府推动与人民群众的作用是一种什么关系？谁是推进法治的主体？
当我们提出“谁是实行和推进法治的主体”等问题时，在思想上很容易陷入一种巨大的困惑。从理论上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明晰的和不容置疑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是载入
宪法和各种政治理论文献中的定论。然而，目前为法学界所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人民是治理对象、还是治理的主人？人民是法治的主体、还是法治的客体？这样一些问题不是来源于理论本身，而是来源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实践。
法学家们提出的现实状况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在当前中国已经制定并实施的各种法律中，管理普通群众的法律比较好执行，管理和约束各级党政官员的法律执行情况最差；在中国农村广大地区逐步开展起来的“依法治村”运动，以治“乱”、治“脏”为起点，以解决计划经济年代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所造成的农村地区管理真空问题为初始动机；在中国有亿万人民参加的大规模的普及法律知识的运动中，最富指导性的口号是“把法律交给人民”(法学家们就此提问：把法律从哪里交给人民？由谁交给人民？是从政府手中交给人民吗？人民制定的法律落到哪里去了？)；在上至省市下至农村的各级地区组织开展的依法治理活动中，各级政府机构及司法机构成为掌握法律的实施者和管理者，大多数普通群众是管理对象。 法学家们提出的事实是感性的、零散的，但又是真实的。这些事实与
宪法和理论上所标明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定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到底谁是推进法治的主体呢？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基本上得出了这样一个初步性的结论：中国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是政府推进法治可资利用的最大资源。这个结论中包含着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政府是推进法治的主体。这里的“政府”的概念是广义的，在目前中国，包括执政党及其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治组织。简而言之，这里的“政府”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
人民群众是否是推进法治的主体？当然也是。但为什么不叫人民推进型的法治、或是社会演进型法治呢？这里涉及到一个政府推进及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依法治国，就是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
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13〕。
这是中国对依法治国问题提出的正式的官方解释。有些法学家希望能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做一种区分，想搞清楚到底是执政党、还是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实际上，执政党和人民，这两者是无法截然区分开来的。如果真的能够把执政党与它领导下的人民截然区分开来，只让他们中间的一个作为法治发展的推动主体，中国也就不是现在的中国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
政府是推进法治的主体，人民也是主体。两者之间的最基本关系，是执政党对人民的领导关系和党对人民的服务关系。所谓党对人民的领导关系，是指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变成国家意志，带动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制定
宪法和法律，依法管理国家〔14〕；所谓党对人民的服务关系，是指党依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制定和实施法律，以法律保障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
除了上述这种基本的关系之外，执政党和人民在法治化进程中具体表现为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出这样一些内容：执政党代表人民，提出体现人民长远利益的法治远景目标，教育和带领人民推进法治，并尊重人民群众在法治实践中的创造性经验，把它提升为推进法治的方针、策略和改革智慧。受到法治教育的、逐步提高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人民逐步在越来越高的层次和水平上参与和实现对国家、社会的各项事务中的依法管理水平和依法监督水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在一种良性互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种领导与支持、代表与监督的新型政治关系，进而为未来中国长远政治格局奠定一种新型的社会基础。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种理想性的社会远景目标。我们现在恰好处于这种良性互动过程的起点状态，这种起点状态中的人民可能更多地还是受教育的对象、是管理的对象，是领导的对象，也就是一些法学家所说的，目前人民还更多地是法治的客体。人民群众还不是十分懂得民主、不是十分懂得法制，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也还需要提高。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经济文化依旧落后的话，再向前走一步，进而承认中国人民的民主法制观念和依法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水平也同样落后，就是一件顺理成章而无须感到为难的事情。
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民主化进程仍然处于起步状态。“法治化”与“民主化”这两个提法本身就提示和意味着一种过程，意味着有一个起点，有一个并不十分理想的初始阶段。中国从十年动乱和“领袖至上”的年代走出来的时间还不长；中国
宪法中的许多规定依然是纲领性的，而不是操作性的；从一个纲领性
宪法的开始贯彻实施到“宪政”的最后到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