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得知，直隶高等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在程度上，除适用上述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各种诉讼法律、法规之外，还适用民国3年至8年这一段时间内大理院、司法部发布的一些司法解释、命令和判例。[13]
Ⅲ《华洋诉讼判决录》对了解清末民初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该判决录来看，当时在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刑事纠纷时，适用的原则是很丰富的。当时适用的法律渊源大体有如下几种:
法律 在清末的立法改革中，沈家本等曾制定了《公司律》(1903
年12月)、《破产律》(1906年4月)、《清现行刑律》(1910年5月)、《清新刑律》(1910年12月)，以及前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等。
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仍继续援用清末的法律。4月3日，参议院经二读会决定(省去三读会)同意援用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刑事民事诉讼律、商律、违警律和新刑律。“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4]关于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国籍条例，亦准暂时适用。中华民国的实际权力，不久就落入1912年4月组成的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政府手中。该政府在继续援用清末法律的同时，一方面，对一部分法律(如《清新刑律》等)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又颁布了一批特别法，如《
戒严法》(1912年)、《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官吏违令惩罚令》(1914年)、《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1914年)、《私盐治罪法》(1914年)等。但在民商法领域，由于立法的速度十分缓慢，［15］故北洋政府不得不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团体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已废。”[16]
就清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而言，当时这部分的法律主要涉及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户口、田赋等。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由于其收录的案件是自1914年至1919年，故里面有不少案件，确是按照清末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审理判决的。[17]
判例 判例也是当时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就北洋政府而言，
它在援用清末的法律、颁布大量法规的同时，还公布了数量众多的判例和解释例。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公布的解释例有二千多件。[18]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当时适用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在“周筱舫与德商北清商务公司因批货纠葛一案”(本书第138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第178页)，“德商威尔第与比商义品公司因债务纠葛一案”(第237页)等，都或者是全部适用大理院的判例以及其他地方的成案，或部分地适用大理院以及高等审判厅的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