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或内心的构成要素即法官素质。法官素质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相同的外在构成要素(即“法律涵量”)的前提下，由于法官素质不同，对同类案件的裁量也就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统一和法律尊严。由于法官素质不高，敬业精神欠缺，对法条理解偏差，重实体轻程序，对证据的判断失误，对当事人缺乏必要的耐心，阅卷走马观花，不能抓住主要矛盾，甚至不能抵御周围非正当因素的干扰，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徇私枉法。可怕的是，枉法裁判和以权谋私有时还能够在“合法”的形式之下进行。而且这种违法行为，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地能够逃避法律的追究，但也远非百分之百地必然被法律所追究。
三、“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的合理配置
从法律艺术的角度来看，塑造一个完美的法律规范体系，离不开大“法律涵量”的法律规范。但是就司法审判的角度而言，“法律涵量”是越小越好。法律最好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以及人们行为的各种方式、细微末节都详加规定、面面俱道，使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如作加减法一样简单明快。
“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的合理配置问题，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即“法体”和“法”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判例(事)是主要法律渊源，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3]，即选择合适的判例来裁判。而且采取“当事人主义”和“集人来定”的众审制。法官的标准是“直”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4]。到了战国秦朝的“成文法”时代，成文法是主要法律渊源。“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5]法官的标准是“公”和“明”。即具有“公端
之心”和“明法律令”。[6]简而言之，“判例法”时代“法官裁量”大，而“成文
法”时代“法官裁量”小。在“法”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法家强调“法”(成文法)的作用，主张对法官的裁量权严加限制。儒家则要求充分发挥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法网不要太密，以免束缚法官的创造性。
那么，“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如何搭配才合理呢?从中国法律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单纯的“判例法”给法官太大的裁量权，单纯的“成文法”对法官的创造性又限制太多。只有把两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法”，又发挥“人”的积极作用。换言之，当“法律涵量”太大时，既要发挥法官的创造性，又需限制法官的裁量权；当“法律涵量”太小时，既要限制法官的裁量权，又要发挥法官的创造性。这也许是法律实践和法哲学探索的永恒课题。从中国法律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在A、B、C、D四种“法律涵量”的法律规范中，最大、大、中、小(一部分)涵量的法律规范，即
宪法、法律、司法解释(意见、规定)、司法解释(批复)，是基本具备的问题是：第一，批复远远未能满足司法的客观需求；第二，这是最重
要的，案例没有走到前台，发挥真正的作用。由于案例的缺席，使“法律涵量”居高不下，
造成“法官裁量”过大，这也许正是当前司法不公、司法不一的顽症所在。因此，实现“法
律涵量”与“法官裁量”的合理配置，必须请案例出台，启动“裁判自律”工程。
四、启动“裁判自律”工程
所谓“裁判自律”，简而言之，就是人民法院和法官在裁判活动中不仅要受法律、司法解释的约束，同时还应当受自己制作的判决和裁定的约束。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判决和裁定，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结果。它们不仅对案件当事人具有约束性，即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履行判决、裁定中规定的义务，而且，它们对其制作者——人民法院和法官，也具有约束性，即人民法院和法官在遇到同等案件时也应当如此判决和裁定。因为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裁判活动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朝三暮四的，人民法院和法官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使同样的案件得到同样的裁判，以保障国家法律表现在时间上、地域上、对象上的同一性，即法律的统一性。
大体而言，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裁判有两种：一是错误的，二是正确的。错误的裁判一经某种渠道被发现和确认，就应当依法定程序加以纠正。这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必然要求，是两审终审制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宗旨之所在，也是当前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正确的裁判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成果是不应当被浪费的。它们是法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抽象的法律规定与具体案件事实相结合的产物，是国家审判实践在微观领域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因此，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裁判带有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形象性、具体性和可比性。如果说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是对法律行为的性质(合法性、违法性、犯罪性)和责任作出的抽象性的、一般性的、原则性的描述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裁判，便是对某一具体法律行为的性质和责任作出的具体的、详细的、直观的描述。如果说法官和法学家能够通过法条的“法言法语”来了解法律的话，那么，人民大众则更多地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明白法条里究竟谈了些什么。“裁判自律”工程就是正视和发挥裁判先例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不仅援引法律条文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要参酌以往的经过核准的判例，从而保证使同等案件得到同等裁判，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