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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引入托克维尔进行比较的原因， 托克维尔的思考在蒂利那里可能只是大的变迁过程中涉及的部分时期的内容。蒂利在研究中将通向直接统治的过程划分为以下的阶段：家长式专制统治时期，权力经纪人时期，形成国家时期，专业化时期。依据这一划分，托克维尔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有关最后两个时期的国家形成状况的考察，然而从社会解释与政治解释相结合、价值关怀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角度来讲，托克维尔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不存在学科专业化之后出现的那种纯粹社会学解释的弊病，他的解释显示了国家兴起这样的现象的确是社会性的，同时具有丰富的政治意义。 如果说社会理论的研究者日渐注意到了学术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想象力的衰竭的问题，那么重读经典，尤其是不同传统的经典是可取的。当然并不是说经典解释有多么完美，象国家兴起这样的问题在托克维尔那里就显得模糊不清，关键在于经典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对话空间，经由它的启发，将把我们的思考领域拓展、深化到何种程度。
回到蒂利的问题上来，在我看来蒂利的确没有正面的象托克维尔式的道德上的关怀，以及对政治的偏爱，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因此可以武断地下结论说，蒂利那样的历史社会学家经常是程序理性（工具理性）占主导，甚至是工具理性决定论的。蒂利的国家兴起过程可以认为是一个国家理性化的过程，这是从大的国家与宏观历史角度着眼的，从另一方面而言，与此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个体文明化与市民社会发育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形塑的个体，以及由它们结合而成的市民社会，（不同的是，在蒂利那里是以新式团结为基础的阶级出现的）成为有效的与国家竞争的力量，抵制国家变成专职的怪兽，这才是历史社会学家穿透了有国家间隔的历史试图告诉我们的图景。因此，对于个体文明化和市民社会发展的强调才是蒂利的研究中缺失的重要部分，我想这正是通过此番并不十分严格的比较看到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想自己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作为此次思考的结果，仅仅是学着开始面对从事这样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必须思考的一些问题，毕竟国家兴起这样一个模糊的、遥不可及的大问题变得日渐清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在结束写作前，我想还需提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思考内容，包括：在具体研究中，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更象是一门手艺，是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知识与方法基础上，发掘独立的视角深入思考的智慧，这一技艺的习得与掌握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与努力；换一个角度思考国家兴起的历史，在普通人那里，这些普通个体的生命轨迹折射出了何种面貌的国家历史，我们在个体中间可以触摸到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吗？它究竟以何种方式与形象存在着？或许这样的问题及其回答将为我们建立制度与行动的关联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且深化我们以往对于国家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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