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与蒂利论西欧近代国家的兴起(4)
姚映然
【全文】
四
托克维尔与蒂利相比，他们两人一个生活在动荡的国家形成时期，一个是世界大战后和平年代的受益者；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受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影响，政治哲学的标签使他看起来总象使个道德评判家，不停地告诉大家这个是好的，那样的社会是不善的，蒂利给我的印象却总是站在幕后，不动声色地从一个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的角度比较客观地看待现代社会；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的缺陷，对近代国家的反思刚刚露出头角，到了蒂利生活的年代，现代自由派的现代化理论几乎成为众矢之的，需要彻底地反思与批判。当然，还需要提到托克维尔的贵族出身，及其对宗教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尽管存在如此种种的差异，在我看来，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不仅仅显示了历史社会学知识发展的动态轨迹，而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与想法上都是可以对话的。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提过蒂利是当代历史社会学家的代表，寻找历史学方法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方法是他的长项，尽管他把历史社会学当作永不终结的探索过程来对待，因而从不武断地下任何结论，只是为进一步研究指明方向。但是在他的分析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通常都会采用的解释策略。总的来说就是一种把社会生活视为生存竞争的观点，一种对来源于基础结构性能力的诸平衡的强调，9以及一种对历史变迁方向的强烈意识的强调。经由这样的解释策略，国家兴起的面貌基本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示。蒂利那里的确鲜有个人身份出现的主题与研究主体，无论是有关集体行动的考察还是关涉整个西欧变迁的历史，浮现在蒂利历史社会学著作中的“景色”终归都是错综复杂的权力与力量的角逐，以群体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争夺。这样的解释难免令关心历史中的个人命运的读者感到不满意，同时他可能也没有带给我们一种因果式的可以帮助读者迅速构建的历史变迁的图式，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与遮蔽蒂利研究的重大意义，我们毕竟经由蒂利的解释推进、深入了对民族国家兴起的理解，也许正如史密斯(Dennis Smith，1996)所说的那样，为我们进一步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当然也有人会指责蒂利为此而牺牲了一种传统政治学象托克维尔那样的政治哲学的对个体的关怀，批评蒂利的论述尽管将国家的兴起构建为一个可复原的完整的故事、一个平衡体系，然而这似乎是现代性不仅使普通个体，也使学者内心被改造与贬损的一种态度，是没有了殷殷的“我”的关怀，有一种忘我冲动的现代性论域中思考得出的国家的理性兴起图景。
在我看来，社会理论界有关近代国家兴起的研究的确有过度社会学化之嫌，各种从社会学角度着眼的分析剥离了与近代国家兴起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实践、政治哲学、以及文化的意涵，这样的做法很难对国家的历史有一个清醒而完整的认识。不难想见，其实这反映了学者们在与此有关的以下两个问题上的观点的差异，其一是，关于国家的认识，研究者究竟从何种立场与角度出发开展研究，把国家当作某种政治实体、社会组织还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等等基本认识将直接影响并决定最终可能得出的结论。另一个必须提到的问题是有关方法论的，究竟如何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与过程。来自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方法与角度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提问的方式与思考途径，但是他们各自可以独立作为这一大问题的完整解释吗？如果不那么理想，各种解释又如何经由学者的努力结合起来，说服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