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映然（社会学系本科生）
　　内容提要：
　　有关西欧国家兴起的研究以及对国家问题的关注是二战以后基于西方世界遭遇的重大历史变故而勃兴的主题。本文的写作首先来源于对这一较大主题的关心，文章并不准备讨论与国家兴起相关的各种理论研究的状况，只是选择了托克维尔与蒂利两位理论家及其部分作品，着重于分析托克维尔与蒂利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解答存在的差异，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体现出来的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有何不同。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试图讨论历史社会学所从事的历史与理论结合的工作，对于全面理解社会变迁及其根源的重要意义，局限性何在。对于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将有助于我们选取一种更为反思性的位置开展讨论，深刻理解当代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模式。
　　导言
　　迄今为止，世界政治经历了持续但不平衡的分化与整合。处于这个变迁核心位置的就是国家。现代性建立于国家作为组织和界定政治空间的一种形式的基础之上。而在现代世界只有一种政治实体得到承认，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很容易发现，民族国家有一定的边界，国内有统一的货币，有一定量的资本，具备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时存在统一的政府机构，教育系统，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方式，当然还具备一套有关市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存在作为保证。学者们还认为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一般来说具备单一的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即民族主义。1现代国家，无论是后来的东欧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时几乎都以此为仿效的模式。
　　国家的兴起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进行和完成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因其夹杂了各种显著的或不明显的事件与进程而变得模糊。如此看来,它似乎是一个很难描述、叙述的变迁，但是如果我们在时间与空间上有所限制，将它局限于近代西欧，而不去提出如此巨大的问题，那么很明显，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可以被描写和叙述的。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国家问题，可以发现，其实在六十年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国家的论述被美国主流社会理论所遮蔽，社会科学似乎对国家丧失了兴趣。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与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漫及全球的极端状况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着力探讨“社会现象”的热忱所致，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方向都被无情地抛弃。直到六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开始了许多新的社会理论尝试。“将国家带回历史中”(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就是近来倍受青睐的一个论题。在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中，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一方面来自福柯开启的研究，试图阐明国家存在与出现的意义及其功能。他的分析强调个体与更广泛的社会的互动如何被吸纳进国家的逻辑中来，并受制于国家的结构化的权力。另一个内容则关注国家的兴起与出现。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关乎历史的，而且很多学者认为国家这种制度化的政治权威，不断地与社会本身发生作用，因此是有政治意涵的社会现象。从而受到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并带来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在我所关注的社会理论界中，有关国家的研究大致遵循两大学术传统展开。首先是结构分析路径的，主要包括斯考克波尔（Theda　Skocpol）、蒂利(Charles　Tilly)等学者从事的研究，强调国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着眼如何塑造、促成或限制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过程。另一个路径是文化研究的，关注国家兴起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象征政治、集体记忆和政治的社会情境所发挥的作用。文化研究带来的转向引导我们思考重视“人”而不是单单是结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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