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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个源头所发之水虽然不在同一时代，但前后贯连之处亦不少。于第二个源头向下巡视，也会看到第一个源头之水亦混合在河道之中。第一个源头是古代氏族社会礼与刑的起源，从最古老的阶级性中脱声的盛行于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制度正是源于第一个源头。第二个源头当然是西汉王朝初始，儒家学者所持的君权至上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妥协调和。当然，违背了自然法则，无论是多么精深的思想，多么周详的考虑都是无益的，封建社会延续再久也会走向灭亡，以一人奴天下，大众终会反抗。但是儒家思想改良过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思想存在了几千年，其恶劣消极影响亦深埋在人们心底，官官相护的恶俗恐怕就源于其影响。西汉时，统治阶级依然是少数人，所以特权依旧是他们最关心最重视的，特权之礼也就无法免除。即使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争鸣，人们不免仍为当权者的意识所左右，回复到尊尊贵贵的年代，而庶人们的追求不外乎成为士大夫，享受特权之礼。推翻特权之礼的思想，沉睡了两千年才得以苏醒。这是小农经济与农民战争的悲哀，也是过早成熟的文明为中国革命者思想上的一道紧箍咒。
中国文化长于总结，短于创新。所以会有工整的唐诗宋词，却缺乏对于科学的探索。儒家长久地霸占在中国主流思想的宝座上，如同中世纪教会对欧洲的禁锢。从商朝开始，诸事问于鬼神，一没有注意就想祖宗求教。在几千年的父权夫权君权统治下，人们失去了认识判断力，只要听命行事就可以安然无事高枕无忧。在政治上更是如此，先祖之训先人成法可以成为一套长盛不衰的公式，套用不止。所以才有一代抄一代，唐宋明清律疏一脉相承的状况。唐律的发达诚然，但是新创见的匮乏亦可见一斑。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一种经过证明卓有成效的统治方法，传承几千年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正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制度贯穿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结束的原因所在，无论其形式如何，各朝各代都把它写入律文，传承于后代。但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制度也不是丝毫不变的一代传一代，它经历了许多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前面谈过的双重起源问题，跨过断层之后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制度，其变化只不过是修补增删而已。两汉时，贵族官僚犯罪可以享有赎免的特权，而且有“上请”的规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八议制度正式写入律法。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这八种人无非是把士大夫阶层加以细致划分，并且扩大了对统治阶级保护的范围，对于所谓勤宾亦加以保护。后至北魏前后，又把官当入律。至唐朝对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制度的丰富已经到了空前的时代，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其中一点也是其对于犯罪官员的优待堪称历代封建王朝之最。对比于明清两代，唐律可以说是最完美地诠释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继而也得到了后世统治阶级的不断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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