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司法例子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马歇尔根据《一七八九年司法条例》接受此案，又以它与
宪法相冲突为由宣布它违宪。马歇尔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司法条例》有效力，由马歇尔按此（管辖）效力进行的司法行为可以推出它无效力；如果它无效力，根本就不会有马歇尔的司法行为，则它有效力。这更像是一个“悖论”。但这个“悖论”是虚假的，《司法条例》在进入司法审查之前“有效力”是假定的（假定的合理性在于它具备相应的形式要件），《司法条例》“无效力”是司法审查之后的一种确认。抽掉时间的结果是司法审查作为一个过程不存在了，《司法条例》从“有效力”到“无效力”的过程似乎是可逆的。至于“自相矛盾”，其实《司法条例》“有效力”与“无效力”的假定和判定并不同时存在，因而不与矛盾律相抵触。
马歇尔式的“悖论”在法律中大量存在。比如无效合同的认定，在认定它无效之前肯定得假定它是有效的（因为它具备假定的形式要件）。其实，所有法律的效力在经司法审查之前都是假定的，与合同的效力是假定的一样。当然，我们可以避免马歇尔式的“悖论”，但那一定得取消司法审查，不过随之而来的则是法律自相矛盾的无“法”解决。
为什么会如此？事实上我们可以构造如下悖论：一个人的信念是，他有能力制定对自己产生约束力的规则。如果该信念为真（有能力），则已经制定的规则就不能更改（否则无约束力），缺乏更改规则的能力证明该信念为假（无能力）；如果该信念为假，则已经制定的规则可以更改，更改规则的能力证明该信念为真。个人是如此，社会亦然。一个社会是否有能力为自己制定有约束力的规则？——它的真假是不能确定的。因为制定规则的能力与规则的约束力是相互抵触的。说到底，悖论产生于主体与对象同一，要为自己制定有约束力的规则的社会也是这种同一，因此难免产生悖论。
引入时间因素，可将制定规则的能力与规则的约束力分开，——这就是司法审查过程。毕竟，以时间为内生变量的两个命题（制定规则的能力与规则的约束力）是不会矛盾的，时间的不可逆性也不会让之成为悖论。但司法审查未必能避免经审查过的法律不自相矛盾，而且除非诉诸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种情况会时时发生。这个“统一的标准”可能是
宪法、自然法、上帝等等，总之，是社会制定规则的能力不可轻易变更的东西。看来，引入法的时间内生变量——司法审查过程——以解决法律中的悖论，社会制定规则的能力就一定会受到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