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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印象更来自于笔者那几年来的background reading（背景阅读）：著名语言学家、《汉英词典》原主编外交学院吴景荣教授的“我们走过的路——编写《汉英词典》的回顾”（《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著名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宗炎的“评《汉英词典》（修订版）”（《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都分别用一两千字的篇幅，专门比较大陆版和港台版汉英词典释义的高下。吴景荣教授的“评1979版《汉英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和“O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外国语》1991年第4期）也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基本倾向于拙文的观点。当时给笔者的影响很大。如，吴景荣教授的“我们走过的路”一文中指出：海外、港台学者，汉语有时上不去，理解不准，林雨堂的汉英词典在准确性上有些靠不住。王宗炎教授在他上面文章中用例最多。尤其是“狗血喷头”一例最明显。得出的基本印象是：《修订版》在准确方面强一些。而港台的更流畅地道，而准确性往往差一些。拙文中大陆版与港台版汉英词典的具体说法，当时就是模仿王宗炎论文中的提法（这是个线索）。河海大学辞书学者任金凤教授的“评《汉英大辞典》”（《外国语》1995年第5期）也评价过《远东》释义有时更加地道。华东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汉英辞书评论家陈中绳（又名陈忠诚）的“词语翻译新话”（《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3期）用大量篇幅和充分佐证，就“法治”的英译文展开讨论，证实《修订版》的该词释义不地道，并明确指出不如《远东》的地道。陈中绳“五种词书联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至少在两个例证评价中，对《远东》的前身辞典有“地道”的评价，当时也给笔者以一定的印象。重庆师范学院副教授张煤的“评《汉英大辞典》——兼及同类词典”（《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1期）谈到过《远东》释义有时欠准确的问题。广东五邑大学傅昭桂“从汉语‘发祥地’一词的英语表达看汉英词典的编撰”（《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期）在讨论中暗示过《远东》前身词典及其它港台汉英词典的地道特点。傅还提到“大陆词典”的说法。湖南怀化师专的词典学者肖时占的专著《英语语言文学工具书及其使用》（学苑出版社，1990）详细论述了港台版汉英词典的释义不准确，对大陆版汉英词典的准确用大量例证证实。并从翻译角度，讨论了准确与地道的兼顾问题。98年6月出版的大外学报上的成都大学外语系舒启全副教授的“评林氏《当代汉英词典》”专论这部香港版汉英词典的释义高妙地道之处和理解失准的地方。这些文献不少出于名家，且都比梅文早，一直在笔者案头，都是当年参考过的，给笔者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是流于宏观的、常识性的影响，没有一一列入参考书目（少挤掉些正文），同时这也符合一般外语类期刊的要求（见上文）。
实际上，笔者，只是对这种外语界的常见说法，一笔带过，“尽管大陆版汉英词典往往准确大于地道，而港台版一般地道大于准确，但绝非各个如此”。重在引出梅文没有的一反人们普遍印象的《修订版》的释义地道，且与《现汉》对比，笔墨花得很多。并找出高于与不如《现汉》之处。这些都是梅文没有的。评论与例证（如“黄金时间”）均见于96年的投稿。投北外时删去了“偷渡”、“主演”多个例证（但投北二外等家期刊的拙文中包括进去了，后一例是北外发表时编辑删去的）。搞词典研究的会有体会：恰当例证与分析最重要。那几年来，我查到的第一手例证，可读性强，对外语教学有启发。光采集这些例证，只靠拙文投稿日与梅文发表日实际间隔的一个多月，是不可能的（当年6月份，每周教20多学时的英语课）。更不用说，撰写1万多字拙文的其它部分。而这些宝贵的例证，不得出如上结论，还能得出什么呢？
笔者当时读过北大知名教授李赋宁等学者在1996年第1期大外学报上“专家学者盛赞外研社《汉英词典》（修订版）”中重点对《修订版》释义地道的讨论发言，以及高厚昆“关于《汉英词典》＜修订版＞的修订”（《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参考过94至98年陈中绳教授在《上海科技翻译》上发表的系列词典评论文章中多次引用的俄罗斯词典学家的“双语词典乃翻译词典”，及释义的准确与地道平衡的观点（如陈中绳“汉英词书，贵在创新”（《上海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这一引用，后被多名学者反复转引，已成俗套）。兴你梅俊杰说汉英词典释义如翻译一样，有准确与地道的对立。就不许我侯广旭说？这是学界千篇一律的俗套！关于《修订版》兼顾准确与地道的说法，也受到吴景荣教授、高厚昆教授多篇文章（见本文）中关于释义是为了准确，给对应词是为了地道，这些都是汉英词典的任务的多次论述，以及“使用说明”中关于“有的则先用英语解释，然后提供英语对应词”（第4页）的影响。国内评《修订版》的文章（如王宗炎教授的）一般都是与港台的汉英词典对比。为什么？主要因为两地词典在准确与地道上是有区别的。
文化常识告诉我们，因为历史文化与教育媒介等方面的关系，海外华侨华人和港台的中国学者比大陆学者接触西方多一些，英文往往更熟练、表达上更地道一些，而汉语则不那么严谨（请参考国内语文类期刊对港台中文报刊语病的指瑕文章及专著，笔者见过很多）。而大陆学者往往正好相反。这个问题反映在英译汉上则恰恰相反。20多年来，我在多本翻译方面的文献，多个翻译教师的课堂上，见过这个观点。笔者10年前的论文专著集中在翻译研究上，而且重点研究汉译英的风格问题，其中代表性的是发表在外语界第3大核心期刊《现代外语》上的“鲁迅作品中若干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鲁迅作品杨戴英译本学习札记”（1993年第1期）。对这些问题早有思考。国内学者也有人提出，文学作品汉译英应尽量由英语本族人做。实际上，我国的文学作品的英译出自海外华人或港台中国学者或英美人之手的占有相当的比例。有外国人参与的汉译英就更多了。从领袖著作，对外宣传的报刊、电视广播节目，都往往要经过本族人的润色，以求通顺、地道。这些年，各翻译书中所欣赏的大都是海外人的流畅，批评的大都是其理解的不准确。从当年旅居海外的台湾著名学者钱歌川及香港学者沙枫批评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理解失确（如译表“胡说”的“放屁”为命令句“Pass your wind!”等，《翻译的基本知识》，湖南科技出版社，1981。译“成全”为“全城”“whole city”等，《中国文学英译絮说》，香港大光出版社，1976，该书对比了许多大陆与港台学者的译文，结论比较倾向于笔者的印象），到后来各种文献对毛泽东诗词海外译本的理解失确的指正（如“千村霹雳人遗失”的“人遗失”被翻成“men shooting arrows”），到十几年来上百篇的《红楼梦》大陆版和海外版英译本的比较研究论文：无不一次次地证明大陆学者译文严谨，准确，表达上更接近于原著（拙作“杨译《红楼梦》英文本词语翻译推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而海外学者的译文大都流畅有余，准确失误较多。翻译界关于《红楼梦》大陆版译文往往是“语义翻译”（准确），海外版译文往往属“交际翻译”（流畅、地道）的提法（如，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士聪、谷启楠“关于《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载于《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一书，当年复印时未记详细出版信息）。近年来对海外及港台学者英译的大陆现、当代小说（沈从文、梁晓声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五道口附近的书店中此类书最多，每次进京必去）的评论，汉译英中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式英语”的存在（毛华奋“由汉译英产生的‘中式英语’窥探”，《外语研究》1998年第2期），数十本翻译专著中列举的大陆学者汉译英（包括汉英词典释义）的别扭例证与讨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说明这个问题。一句话：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汉译英（包括汉英词典）作品中准确与地道的差别是常识。准确与地道矛盾一直是翻译界的几百年来的话题，业内因此流传有诙谐语：Translation is like a beautiful woman: the faithful is not beautiful; the beautiful is not faith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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