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规范与教化在功能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重视等级伦理规范是先秦儒家的一个传统。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在芸芸众生的求利活动中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而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源于周礼，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以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根本大法。周礼和儒家之礼包括了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而等级之礼是其重要内容，它是把宗法等级关系制度化、礼仪化、规范化，形成一种外在的礼制规范。孔子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治理国家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孟子也认为，如果没有等级礼制来规范调节人们的求利行为，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董仲舒忠实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万民求利“如水之走下”（《董仲舒传》），“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董仲舒传》），“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天道》）。因此如不用礼制对人们的求利行为加以规范，就无社会的和谐安定可言。而且他认为，等级礼制的作用不仅仅是要防治人们的争利动乱行为，它还是满足人们欲望之情的手段；如果不满足人们的欲望之情，社会也同样没有安定可言。因此他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统治者必须“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董仲舒传》），“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王道》）
　　对于国家官吏的求利行为，必须“以义”正之，对于老百姓的求利行为，必须用教化进行节制。除此之外，董仲舒认为无论是国家官吏或是老百姓的求利行为，都必须将其置于等级制的规范之中，只有符合等级规范的、即按等级制规定所应有和许可的求利行为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求利行为必然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必然造成动乱和纷争。因此遵守等级之礼被他提升到了“义”的高度，并且认为是最大的“义”，“大义不越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精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盟会要》），“礼重于身”（《楚庄王》）。遵守等级礼制重于求利行为本身，因此“君子笃于礼，薄于利”（《王道》），“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他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经礼”是不能改变的，“变礼”可以随机应变，而等级制经济伦理规范就是不可变更的“经礼”。作为统治者必须“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玉英》），“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精华》）
　　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他说，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这种“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楚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