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还由此揭露了封建官吏贪财忘义的严重问题，他认为任何统治者的一切恶行，诸如苛政、暴政、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等等，都是因为重利而轻义，“利者盗之本也”（《王道施》）。他说“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有的人却缺乏义的行为，究其原因，是“利败之也”（《玉英》）。有不少贪官污吏“去理而走邪”，就是因为“亡义而徇利”（《身之养重于义》），即追求私利而败坏了道德。因此在一个完美的德治社会中，“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王英》）。如果统治者“弃义贪财，轻民命，重货赂”，就必然会使“百姓趋利”（《五行变救》），“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仁义，重仁廉而轻财利”（《为人者天》）。“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身之养重于义》）
　　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义”，“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俞序》）；如果一个人不讲“义”，那么与其“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竹林》）。“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竹林》）。他还引用曾子的话说：“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竹林》）因此“德治”的第一要义是统治者必须要讲“义”，即“以义正我”，这是董仲舒的一大发明，正如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所说：“仁是爱人，这是孔子所说；义是正我，这是董氏的创见。”［3］
　　二、“以仁安人”
　　董仲舒所谓“安人”之“仁”，包括“仁”的原则在国家政策方面的具体体现（见本文第五部分），本节只述“仁”之精神内容。“仁”的精神内容包括爱民、安民、乐民、利民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爱民
　　在儒学中，“仁”高于“礼”，是礼的核心和前提。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著名中国法律思想史学者张国华先生说：“‘仁’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说它是各种道德的综合。在孔丘看来，一个人必须完美无缺，具有各种美德才能称得上‘仁者’。”“在孔丘对‘仁’所作的各种解释中，最有代表性也最能概括‘仁’的多种含义的一种解释，就是‘爱人’。”［4］可见重视和关爱人也是儒家的一贯思想，起源于孔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但在孔子那里，所爱之人主要是奴隶主贵族即“君子”，而非广大民众即“小人”。董仲舒的“爱人”思想则遍及大众，具有博爱的性质。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仁者，所以爱人类也”，“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必仁且智》），“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董仲舒要求统治者在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中必须体现出爱人民大众，代表大众的利益。在他看来，君和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水乳交融的仁爱关系，“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君民为一体，是一家，因此“君民者”应该“贵孝悌而好仁义”（《为人者天》）。爱民是德治和仁政的根本要求，他认为就是五帝三皇那样的圣明君主，也不敢有“君民之心”（《王道》），而要对人民竭尽仁爱之情。他赞扬春秋时齐倾公“内爱百姓，问疾吊丧”，这种爱民有道的良好政治给他带来的结果，是“卒终其身”而“国家安宁”（《竹林》）。“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保位权》），因此要得国家安宁，统治者必须“内爱百姓，问疾悼丧”（《竹林》），讲求恩德，博爱众生。他高度评价仁爱“德治”在一个良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仁往而义来，德泽广大，衍溢于四海，阴阳和调，万物靡不得其理矣。”（《重政》）“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爱人之大者。”（《俞序》）因此“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王道通三》）“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抄生杀之势，以爱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威德所生》）
　　（二）安民、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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