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法的目的在于使人成其为人，法治并不是仅仅要求秩序井然。一个社会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子女、至交都难以相信。这是个人情淡薄的社会，微笑的面孔，冰冷的心。一个没有爱，没有人情味的社会会是怎样的？有人讲“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有理智，可以控制自己本能的欲望。”这句话其实是暗含了一个前提，人不仅仅有情感，还有理智。我不禁怀疑，如果没有了作为基础的情感，只有理智，完全作到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与一个机器人组成的社会有何分别。此时，一旦有人控制了这个社会的中枢神经，所谓自由、民主都是枉然。所谓自由，指有选择作与不作、爱与不爱的权利。然而，只有理智，没有情感，自由只是一句空话。
五、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在
刑法中的取舍
其实，法理、人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良好的法治中的法律在制定之初就应当兼顾到人情。实际上，只有法理没有人情的法律很难得到自觉遵守。我国79年
刑法和97年
刑法中完全排斥对人情的考虑，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简单化的处。而司法人员不断反映在实践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罪犯的亲属明知包庇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依然会选择包庇、窝藏犯了罪的亲人，甚至被判刑入狱后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后悔，对他们而言，所谓司法秩序是海市蜃楼，被害人虽然冤枉，但也比不上自己与罪犯的骨肉情深。试想，如何让一个母亲明知自己的子女会坐牢甚至判死刑，仍然深明大义的将他交出来？对一个母亲而言，有什么比自己子女的生命自由更重要、更有意义的？而我们的法律对这种行为进行制裁，或要求大义灭亲，实现个别正义，但却泯灭了人间的至爱与亲情。这也就是我们的司法遇到强大的阻力，证人出庭率极低的一个制度性原因。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11]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历代在立法时都对血缘至亲的人情予以尊重，当代各国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有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所谓期待可能性，就是对于某一定之行为，欲认定其刑责，必须对于该行为人能期待其不为该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其竟违反此种期待，实施犯罪行为者，即发生刑事责任之谓也。[12] 故如果缺乏此种期待可能性，而成为责任之事由，不能使该行为人负刑事责任。这里就不仅仅包括对基于血缘亲情而为之行为的认可，还包括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英美国家有沉默权的规定，其中包括证人、被告如果认为法庭所需要之证词会对自己或亲情、夫妻关系造成损害，有权保持沉默，来源于人不能自证其罪的理念。这就更加明显的突出了对基本人情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