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与结社无能力的自由
亚北
【全文】
行政许可与结社无能力的自由
亚北
宪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显然，自由不是绝对的，必得受约束。但仍有必要问：这些自由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还是法律赋予的？
宪法只是承认这些自由，并未指明这些自由的出处。
如果这些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则这些自由的行使以遇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限。但国家一定得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自由的行使已僭越其界限，行为人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这些自由是法律赋予的，则必然的逻辑是，行为人得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自己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国家按此条件核定其自由。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条件，并不当然说明行为人是自由的，因为行为人的自由缺乏国家的核定，——这是一种两可状况。
从
刑法的精神看，这些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从我们行政法的精神看，这些自由都是法律授予的。民商法介于二者之间。
具体以结社自由为例，很少有结社自由不是在行政许可中产生的。
结社自由的目的是要形成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何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因此处涉及到分析法律，故不能以是否合法为界定标准。借用民法理论并立足于组织的对外能力，我们可以说，凡是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组织为正式的组织，反之则是非正式组织。按民法法理，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组织也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非正式组织，则未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将民法的这种道理推广，不限于民事能力，扩展到其他，则可说，凡是具备行为能力的组织为正式的组织，比如政党的能力就不限于民事能力，反之则为非正式组织。
按我们行政法的精神，凡是欲具备行为能力的正式组织，则必经行政许可，行政法有相应的许可条件。不必经行政许可的，则是因行政法视之为天生无能力。（当然，行政不许可的，则必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即是说，法律使之不能。）
如此，公民与生俱来的结社自由只能是结社无能力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