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法律是理性的，因为法律的产生是理性发展的结果。法理学的研究表明法律的源头是禁忌，习惯。“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法律形式，它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远比神的观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产生还要早。”（10）而事实上，“禁忌作为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约束力，是人类以后社会中家庭，道德，文字，宗教，政治，法律等所以带有规范性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11）后来，随着图腾意识而产生的图腾禁忌更是自成一体构成人类早期社会的“习惯法”体系，正如法国学者倍松所说：“图腾主义便是人民的
宪法。”但文明社会法律的真正胚胎是习惯。习惯是人们经过实践而固定下来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准则，它源于禁忌，却高于禁忌，它是人类对自身外部行为自觉调节的开端（12）。因此在西方，学者把习惯规则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并列为研究法律起源的视角。而后，法律从习惯中慢慢演化出来，最早在埃及形成习惯法，然后由习惯法产生成文法，最早表现为《乌尔纳姆法典》。而人类理性的发展史表明：禁忌（图腾是禁忌的一种）是人类实现从自然状态的原始生命冲动到有悟性能力的理性的转折点。它产生的心理基础是神秘感。当原始人对对象世界产生神秘感，即说明他们的理智开始萌发，他们有了理解世界的心理欲求，但却无法正确解释自然界的现象，于是他们赋予世间万物以生命和灵性，形成一种朴素的宗教观，泰勒将这种观念界定为“万物有灵论”。在这种宗教观的指引下，原始人逐渐形成食物禁忌，性禁忌等这些人类最早的禁止性规范。这些禁忌作为原始文化或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无疑是原始人类心智的外在投射。因此，禁忌表现着人类思维意识的最初水平，是人类理性的开端。结合法律的产生，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法律产生源头的禁忌是人类理性的直接产物，没有人类理性的萌发，法律就是无源之水。所以法律本就是从理性中孕育的。而习惯，习惯法，成文法无疑更是理性发展的产物。例如，习惯是那些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禁忌，这本身就是理性筛选的结果（13）。总之，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与理性密切相关，没有理性则无所谓法律。
其次，法律是理性的，是法律自身的要求。人类社会初期，人们选择禁忌，是因为禁忌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和平，而文明人类之所以接受法律的统治，是因为法律代表着秩序和利益.而其中秩序更为基础，无秩序则无利益。事实上，“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于臆断的，难于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发生”。（14）因此，人们选择法律的初衷就决定了法律对秩序的维护，而这就要求法律必须具备普遍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也是作为规范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一）普遍性。只有普遍适用的东西才可能是有序的东西。法律的规范并不是为个人制定，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卢梭曾言：“法律的对象始终是普遍的”。而在人类的多种素质中，只有理性具有普遍性。理性从人类的思维中抽象出来，呈现逻辑，概念，判断等，普遍适用于各种事物。因此，只有以理性指导法律，法律才能具有普遍性。（二）稳定性。“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一般安全中的社会利益需要法律的确定性.....”（15）， 一个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的变故而制订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这样，人们为将来的交易或制定计划的时候，就会无从确定昨天的法律是否会成为明天的法律（16）。因此，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而同样，只有理性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人们一旦获得某种理性知识或形成某种理论学说，它们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产生持久的影响，人们对理性的依赖，思维的惯性和人类自身的惰性是理性稳定性产生的根源。所以，法律要保持稳定，必须以理性为基础。（三）可预期性。“法律是这样一套确立了的行为规范和原则，它能够在适当的，确定的情况下，预言何种行为是正当的”。（17）这就是法律的可预期性。而其实，人们利用法律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法律“预见到尚未被起诉的情形的法律后果”，如果法律缺少这一特性，则将部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法律应该是可预期的。而人类的理性通过对逻辑，规律的把握，主要表现在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见性，以及对不利后果的避免上，以理性为价值的法律因此具有预期性。当然，仅有这些性质无法构成一个行之有效的，饱满的法律，法律还应该具有正当性，强制性等，只有这样，法律才能满足利益保护的要求。但这些性质都是理性基础上的二次构建，它们的产生本就是理性思虑的结果，而理性本身并不具备正当、强制等特点。如强制性是在人类理性选择城邦和国家后的，由它们赋予的，因而，它们不具有基础性，故笔者略去。所以，法律的最基本的特征决定了法律是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