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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的社会精神是现实的、功利的，其认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的。这二十年，人们越来越关心经济发展，而淡化了政治信仰；人们越来越注重现实的物质享受而放弃、甚至蔑视理想的精神享受，人们对钱、爱情和物质的追求近乎疯狂。同时，传统权力的行使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攻击，各种反腐倡廉、建立廉洁体制的措施接二连三，私营、个体及三资经济不断受到国家和民众的支持力量日趋扩大，各种西方民主化政治制度被大量引入（听证制度、公务员申报财产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主审法官、主诉检察官制度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国家的现时代的社会精神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功利性和实用性。这个时代的开启者是邓小平，那么，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最清楚地勾画出这个时代的特征。首先，对功利的认识。功利在西方的发展第一个形态是个人功利，即以个人的避苦求乐为价值标准，第二个形态是社会功利主义，即是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行为评价的标准，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发展了西方的功利主义，使功利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就如同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西方的法治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发展国家一样）。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与“不管黑猫还是白猫，逮住老鼠都是好猫”的理论、“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和最近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等，这些都说明，伴随着民间生活的世俗化，上层建筑的指导思想也已经功利化和实用化（我们已经实用地把经济指标变成考察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一国两制的思想、经济特区的思想）。
以上，我们从五十年的历史演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揭示出现时代的社会精神是功利和实用，而这一点同于西方刚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是一致的。
综合我国现时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精神的现状，我们会看到，我们国家尽管没有完全具备认识论和方法论现代化的充分条件，但是已经具备了这种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正是这些必要条件，必然会推动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世纪交替的今天，比在以往的任何时期都具有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抛弃，而追求适应现代化整体思维的实证主义！
○1[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 邱仁宗译 华夏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 第22页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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