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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来看经济基础的市场化和科技化。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象一首歌曲的名字一样，中国走进了新时代，经济基础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再花笔墨来论述，现实就是最好的论证。关于经济基础的科技化，在小平同志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之后，科技已经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科技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基础的市场化和科技化，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社会，成为我们迈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最有力的基础。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它将会越来越深刻地改变中国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决定中国社会整体认识论和方法论世纪转向的根本原因。○9
（二）我们来看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由于国家的根本任务目前还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基础的变革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使得上层建筑的变革相对滞后，所幸的是，国家已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回观中国50年的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特别是最近的20年，已经初步地、形式上的确立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基础，这就已经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向提供了好的基础，因为尽管其存在着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比较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基础比西方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时的政治基础要好的多。也就是即使在神权和王权的压迫之下，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变都势不可挡，何况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基础的民主制度和较为良好的法治基础！
（三）我们主要的来看一下社会精神的变化。
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精神？这需要研究我们的历史与现实。对历史的研究只能从新政权的建立时为起点。而就短短的五十年的历史，无论从中央文件还是从两代人的经历来看，它都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而第二个阶段则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到20世纪末。前一阶段历史借用一部书的名称可将其称为毛泽东时代,后一部分则被称为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精神是传统的，其认识论是本质主义的。这三十年的中国的历史，总体上是教条的、机械地，是从马列经典中演绎出来的。它以哲学家和诗人的理想化的眼光来审视世界，企图建立一个超现实的社会。那个时期，社会企图超越个人智力和兴趣，社会追求单一的、理想人格（即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有的人都成为一种理想秩序（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服从者，上山下乡、文化革命、大跃进、赶英超美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外化。在那样的时代，先验的哲学成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代替了古老的儒家理论），成为唯一的、主导的理论，（16）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论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人们的幸福被界定在未来（信仰）和对未来的追求（劳动），任何个人感觉的东西都是叛逆的，人民公社中的集体生活（吃大锅饭）、集体劳动使得几乎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单一化和极端化（如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和后来的两个‘凡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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