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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约经济增长
管理型法制设立的种种“执法主体”，占用了可用于社会再生产的巨大资产和人力，影响了公共财政的合理投向，直接导致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的丧失；另一方面，执法主体的“依法行政”，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得不接受“管理”，导致社会生产力面临种种束缚，难以解放。法律多、规定多，因此办事程序多、盖章多，收费多，老百姓办事真难，常常难到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样的管理型法制，耗费人力物力、延误工期、影响市场交易，为社会经济制造着不可计算的损失。
3、滋生腐败
由于管理型法制的特点在于权力对社会的治理，而不是倾向与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平衡，“执法主体”行为失控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执法主体”在法律授予的绝对权力条件下，“顺带性的利益”获取十分方便。利用公权获利，完全可能在“依法行政”的名目下进行。因此，“执法主体”中一件件腐败案件露出水面，展现了分封割据现实的冰山一角。
4、影响制度创新
由于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由于经济转型，由于我国加入国际人权组织，由于要建设法治国家，各项制度面临创新的客观要求。因此，国家号召进行行政法规清理、行政审批制度清理。但是，初步清理发现，名目众多的管理措施、名目众多的管理部门，系由现行法律规定，清理工作受到现有法律的巨大阻力。我们也发现，地方为简化行政管理，将“大政府”变为“小政府”时，此种行政权力合理化行为，面临现行法制制造的种种“法律问题”，“执法主体”难以减少和合并。
这便是可以观察到的现有法律体系的社会效应。
为了克服既往法制弊端，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法治的建立，为了国家的不断进步，必须打破权力割据局面，重构中国法律体系。
1、需要重新确立立法体制。多级立法并行、议、政立法并举的立法体制，需要重新审视，立法的驱动机制应当调整。具体而言，必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功能，严格约束行政立法活动，严格约束地方行政性立法活动。某些方面、某些层级的立法权，是否必要，需要反思。
人大单纯依赖政权部门提交立法议案，难以克制部门利益之驱动。如果人大代表由于法律等知识的所制，提不出象样的法律议案，就应加强与人民的协商；既然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也可以动员成为创造法律的力量。
2、废除形成社会发展阻力的一切法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就”。对于限制生产力发展，增加管理环节的法律，应当一律废止。社会并不以法律数量作为法制成就的衡量标准，而是以法律是否合理、是否适应社会需要评估法律。
3、不要乱立“执法主体”。政府或其他政权部门，是理所当然的法律执行者。从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体制上，政府本身向人大负责；政府内部，执行首长负责制。因此，涉及政府的法律，逻辑上并不需要在政府以外，再去培育一个又一个的、耗财误事的、政府所属的“执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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