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中西方宗教仪式方面，我们应观注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所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基督教仪式中对此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使其日常化，因此，做礼拜和祷告成为在宗教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并不因个人有无一定的愿望和需求而改变，人们也坚信，自己的虔诚，势必带来上帝的赐福，而赐福是给人们的额外恩赐，即使没有，也应无条件信奉。而在中国，正如马克斯·韦伯所看到的，农民试图具体应用宗教去解决生活问题的倾向性实在是非常现实，欠缺宗教专门追求的伦理合理化和高层次的意义。[9] 宗教语言因此带有很大的贿赂性，常常表现为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形式，不过该契约往往是不平等的，人们往往“都是在幻想以贿赂求神‘通融’，以较小的代价（牺牲，香烛等）换取较大的实际利益（平安，得子等）一个神灵香火之盛衰，直接与神灵近期灵验度有关。”[10] 基于此点，民众对神的贿赂性使得他们对神有加以选择，抛弃的权利，缺乏一个一贯和如一的信奉之神，随意性和对神主张权利一样不能带来对神的神圣和虔诚，更不可能带来一种信仰。
　　从以上，我们透过中西方宗教符号与仪式的比较得出结论，西方在此方面具有的严谨性、同一性培育了信仰，而中方在此所体现的功利性，随意性恰恰弱化了信仰。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法治与宗教的紧密关系，今日我国出现的法律仪式，符号的“广场化”是存在历史上的原因的，而此种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对于宗教符号,仪式的不尊重。
　　二、内部原因：宗教内在的精神价值取向及其社会反映的对立
　　如果说，宗教符号，仪式是从外部表现形式上去影响法治观念的话，那么，一个宗教
　　的内在精神取向则是在本质上影响法治观念，毕竟它属于法治的“软件系统”，而法治的“软件系统”才非常深刻地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与性格。[11]
　　谈到中西方宗教内在精神价值取向的竭然对立，关键要看其基本宗教思想及其教义。在基督教思想中，“人之初，性本恶”成为其基石，按圣经说法即是原罪，以中世纪经院法哲学的代表奥古斯丁的原罪论最为典型，他认为人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人类行动的盲动性，人受欲望支配，追求肉体与私欲的满足，而生活中总会有罪恶，自亚当和夏姓违背上帝的契约在伊甸园偷吃禁果时起，人类就犯了不可开脱的原罪[12] 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将其发挥成了法治主义人性恶的理论，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充满恶意的，野蛮残忍的和富于攻击的。在自然状态中--霍布斯用来说明没有组织政府的一个理论建构--每个人对人来说他们都是狼，而且在充满仇恨，恐惧和互不信任的气态中，每个人都始终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之中。[13]正是这种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影响着人们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造成人与人在情感上的信任度和亲合力的弱化，“人与人之间象狼一样”就必须用一种有效的规则去对其进行制约，这种规则即是法律，法律来源自“狼群社会”，在这里，法律战胜了人情，先是迫使后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尊守。在这个迫使向接受的转变过程中，人们在脑中将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对法律的自觉的服从和高度尊重，人与人的情感此时已降至最低，没有太多的能力与法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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