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石刻碑 秦始皇好大喜功，建立帝国以后，巡幸天下，每至一处，即刻碑立石，其中有些就具有法律教育的功能，例如，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名法，臣下修伤。”(36)二十九年芝罘刻石：“大圣作治，建立法度，显著纲纪”(37)，三十七年会稽刻石：“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彰旧。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38)”朱元璋更是比较注重法律宣传教育，洪武三年（1372年）2月，特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之民有犯者，书其过，明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十五年八月，就申明亭之弊，再谕礼部：“天下郡邑申明亭书记犯罪者姓名，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今有司概以杂犯之罪书之，毋使善良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类，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汝等详议之。”(39)为了惩贪，据说朱元璋还创制了“剥皮实草”之刑，凡贪污达一定程度者，提到专设的“剥皮庙”剥皮，剥皮后填上稻草，然后，放在官府公堂两边，以儆继任者。严刑酷法，还倒收到了反贪的实效，“吏治澄清者百余年”(40)。
学校教育 三国魏以前，几乎无学校的法律教育。227年，魏明帝即位，卫凯上书认为“
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认为应该“置律博士，转相教授。”(41)明帝纳谏，从此，国家几乎垄断法学教育，法学也成为历代官学之一。北齐曾令“仕们之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42)隋代曾设州县律生，使辅助办案。唐代则在国子监设律学博士教授诸生，“以《律》、《令》为专业，《格》、《式》亦需习之。”(43)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将大诰三编颁之学宫，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乡里则由塾师讲授大诰。(44)当然，宋、元、清等朝也同样重视宣传教育本朝法律，如宋代，明法志试要“对律令四十条”，且“命官在学，如公试律议、断案具优，准吏部试法授官。”(45)
乡间宣传 明太祖朱元璋还在吴元年十二月大明令完成时，唯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周桢）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46)每到乡间聚会，还有专人作法律宣传。清代亦有专门集会严饬乡约：
严肃乡约以肃尊行事。昭得乡约之设，所以勤宣圣谕，劝诲一方。……每逢朔望，在城则以某处所为约所，本县召集僚佐绅矜，亲诣督导，依期宣讲。……(47)
清政府每有新的重要法令，都要张榜公布，刻意宣传。“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乡，所在州县，……时为解说，令父老子弟，递相告诫，知畏法而自爱。”(48)
然而，从以上宣传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可知，教育宣传的内容为圣谕乡约，这更有利于宣传皇权和宗法道德；目的是使人畏惧法不敢违法而不是让他学法用法，维护其合法权益，这实际上也还是为巩固皇权服务的；宣传的形式是张榜公布或有人讲解，还要专门聚会，这也未必为百姓之所愿，如上引材料中的那位县令，就为百姓积极性不高而头痛，而张榜公布，其效果又受老百姓知识水平的限制，不免流于道听途说而走形。所以，总的说来，帝制时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是不甚成功的，对人民法律素养的培养和法律观念的提升，作用至微。特别是在宋代以后，包括法学研究（下文将有述及），更都是呈衰败之势的，沈家本指出：
宋承《唐律》，通法学者，代有其人。盖自魏置律博士一官，下及唐、宋，或隶大理，或隶国家，虽员额多寡不同，而国家既设此一途，士之讲求法律者，亦视为当学之务，传授不绝于世。迨无废此官，而法学自此衰矣。明设“讲读律令”之律，研究法学之书，世所知者，约数十家，或传或不传，盖无人重视故也。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纪文达编撰《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谒:“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掳掠有梗概，不求备也。”夫《四库全书》及奉命撰述之书，天下趋向知所属，今创此论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