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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法庭之上，平民也不好受，先不说败诉之后的肉刑、死刑的各种残酷行刑方式，就连笞、杖、徒、流都让这些一生未也出过家门的“愚夫愚妇”们恐惧不已了。何况，公堂之上，长时跪立，问案官动辄用刑？另一篇告示中就颇有用刑讯恐吓的意味：
……凶犯拘拿到官，幽囚狱底。伤仗稍有未明，一审再审，三木无情，类讯之下，痛楚哀号。本县未尝不为悯恻……。一夹不已，而至于再；再夹不已，而至于三，。肉绽皮开，现前苦恼，皆由自作自受……(13)
这只是夹棍，何况还有掌嘴、笞刑、 指等，甚至更残酷的非法之刑呢？
诉讼费用也不是一穷苦平民所能负担起的负担。在清代，原告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费、出票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也许还有命案检验费。胥吏差役更是视此为生财捷径，尽种种敲诈勒索之能事，可以恣意索取财物，也因此，他们要尽可能把更多的人牵涉到案中去。不少人因一场官司而轻则家道为中落，重则家破人亡。(14)
这种情况，造成了平民力避讼事，有事只求庭外解决的情况。比如用家规、族规、帮规，戒律、习惯等由家长、族长、帮主、师尊（寺院）解决，或按习惯解决。最终，导致平民对法律的不信任，而去信天、信神以致迷信盛行。
（三）巫术、迷信与法律
有记载以来，中国立法上已不见有“神”的痕迹；司法上，法官也多信刑讯而不信神判，这说明中国法律较早地脱离了神裁法的蒙昧状态。然而，立法上的迷信残余依然相当严重，明律仍规定有亵渎神明罪：
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烧夜香，然点天灯七盏，亵渎神明者，杖八十。(15)
又有：
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 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政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斩；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举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村春秋义社，不在此限。(16)
这其实主要是担心民众利用迷信谋反“乱政”、“煽惑人民”，但统治者对“神”的忌惮，还是看得出来的。瞿同祖先生经研究也指出，“官吏遇有疑难案件，往往求助于神灵，名幕兼名吏汪祖辉每日就幕馆，次日必斋戒诣城隍焚香默祷，将不能不治之刑名及恐有冤抑不敢不洁己佐治之故一一祷告。自谓祈祷必应，审理命案多叨神礼。”(17)而且，“福报与刑讼亦有极大的关系”(18)。瞿同祖引用齐廷尉御史丞孔稚圭 所谓：
法书徒名于帙里，冤魂犹结于狱中。今府州县千又余狱，如今一狱岁枉一人，则一年之中枉死者千余矣。冤毒之死上千合气，圣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19)
汉时，董仲舒有天人感应之说，认为“王者从天意以从事”，天以其意志安排一切，人的行为也会招致天的奖惩(20)。所以历代君主往往因天灾而想起冤狱，并申理冤狱。汉建武四年五月诏：
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地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犯殊死，一切勿案，则徒免为庶人。(21)
圣明如唐太宗亦不能免：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水。太宗以问侍臣，虞世南对曰：“……山东之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因，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狱，多所原宥。(22)
平民百姓则不管如此许多，当君主、法律、家庭、师长、帮主等都不可信时，他们则选择了迷信，烧香拜佛，祈求平安。顾炎武曾评论：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不得理，于是不得不想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于是，赏罚之柄，乃移免漠之中，而蚩蚩之民，其畏王 ，不如其畏鬼责矣。……王政行乎上，而人自不复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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