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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也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6)皇帝下诏，法律规定纵容人作伪证或隐瞒案件事实，听来奇怪，但想到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我们也就释然了。
帝制时代的社会也是等级社会，呈金字塔型，皇帝高高在上，大臣居中，人民在下，且等级鲜明，不许擅越。且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不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甚至连服饰、居所、饮食、交通工具、名号、器皿、祭祀、丧葬等都是不一样的，偶有违之，轻者受舆论谴责，重者甚至违法犯罪，受法律制裁。若侵犯了皇权，即使再轻微，也是了不得的。甚至连口头表示都不行。唐律规定：“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7)若切实的谋反，那可真的是滔天大罪了，明律规定：
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8)
怎么个凌迟法，我们已经知道。真的是惨无人道，斩草除根了，而且，连老、 弱 、残、 疾都不放过。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观念，至此，我们已可从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某些特点，却寻求那时法律观念的某些脉络了。
二、观念中的法律
（一）统治者眼中的法律
周灭商以后，做了统治者，在周统治者对商人遗民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统治着眼中的法律的本质：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 矜尔；耳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与尔躬。”(9)
真是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强者统治弱者的工具。不过，中国古代乃人治社会，开明的君主也会稍减人民的痛苦，并赢得人民的爱戴，贞观之治之所以流芳千古，就因为李世民为有道明君。他曾说:“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 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10)
但贤明的君主终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在任何时候都能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还是要靠“德”来教化，“刑”来辅助。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历来是德主刑辅。且刑始终是不如德（礼）的，贾谊认为：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者，贵绝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之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柔……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刑罚者，法令积而民风哀。(11)
这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是最有市场的看法。
（二）普通民众的法律观念
帝制时代，民众或视公门如畏途或根本不信任法律。
首先，等级制的社会及法律，使平民百姓在与官吏或权势者对簿公堂时，双方的诉讼地位根本不平等。《周礼》中有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之说，后世为保全官吏的尊严，官吏也可不出庭而委派代理人，或即使出庭，也不用像平民一样跪在堂下。他们或在公堂之上有座位，差点的也可站着，法官亦不可对他们擅自动刑，而平民可就惨了，不仅长时间跪于堂下，更时时都有遭皮肉之苦之虞。
帝制时代宗法社会的影响，“和为贵”的思想（也许是由于官吏想减轻自己的负担）也使帝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息诉传统。如清代一位官员就曾发了一个《禁健讼》文告：
为严禁健讼刁风，以培民俗事。照得争讼之兴，既废时而失事，更怨毒而伤残，极为恶俗。本县下车以来，屡行禁止，又于当堂对谕，不啻再三。……如有健讼之徒，敢于示后巧捏虚词，仍行渎空者，一经审出，定将原告重惩以儆刁风；其有讼棍主使教唆，察出一并严拿治罪。……各毋以身试法，自取罪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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