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权利说，亦称法律说。认为继承遗产权有赖于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国家对死亡者的遗产拥有领地权，部分支配权，并且通过税收来实现这些权利。
　　（六）均富说，又称社会主义说。由穆勒所倡导，认为国家不仅要没收无遗嘱的遗产，而且也要限制那些有遗嘱的财产，使之不超过公平的范围，国家应通过课税权的行使以平均财富分配。
　　（七）能力说。此说以塞力格曼为代表，认为遗产税不是对物征税，而是对人征税。因此应以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为纳税标准，而继承人获取遗产就增加了纳税能力，根据继承关系课以不同的累进税，使继承遗产多者多交税，符合公平原则。
　　现代各国课征遗产税多以权利说，均富说和能力说为依据。（注释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的实践不无裨益。
　　
　　二.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现实意义
　　遗产税是随着经济条件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目前，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使得高收入人群的出现；人民收入的悬殊开始并不断加大；巨额财产的继承与人民“勤劳致富”的观念又是相违背的。（注释4）　在这种条件下，应时开征遗产税将会产生各方面的社会效益。
　　（一）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补充所得税不足。
　　所得税由个人自行申报，不免有纳税人逃税的情况发生，遗产税作为直接税，能够有效地捕捉该项逃漏的税源。遗产税虽是小税种，但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果遗产税在我国的税收中占1%，按1999年我国税收收入为10000亿元计算，遗产税便可以达到100亿元，大大超过了车船使用税（约10亿元）和牧业税（约2亿元）。（注释5）
　　
　　（二） 限制私人资本，平均社会财富。
　　遗产税采取的是累进税率，对高额遗产课以重税，从死亡者过多积聚的财产中取走一部分，使资本集中的趋势有所节制。将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国家所有，从而适当地限制个人资本，遗产税被喻为“用富人的身后款来济世扶贫”。国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平均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正如钢铁大王卡耐基所言：“个人财富的积聚常常有赖于社会的帮助，社会所赋予的个人财富应由个人回归社会。
　　”
　　（三） 抑制社会浪费，激励人们勤劳致富。
　　由于遗产的取得，具有不劳而获的性质，“巨大的遗产对继承人不但不是一种幸福，反而可能是一种萌发奢侈和懒惰的祸根。”（注释6）　巨额的遗产，往往使继承人奢侈浪费，贪图享乐，败坏社会风气，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美国经济学家曾对一组获得遗产的人进行经济计量统计，发现遗产数额越大，获得者在接受遗产后再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注释7）　 这一点也从反面证明了课征遗产税有利于激励人们自立自强，勤劳致富。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