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科学经济理论对反倾销的论证，乌拉圭回合谈判期，要求取消反倾销法，用国际反垄断（反托拉斯）法取代它呼声很高。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者，反倾销法原本先有各国国内法，30、40年后才制定国际统一规则，溶入GATT/WTO体制。要求各国一律取消本国反倾销法，是不现实的。二者，法律固有的保守性是很强的，一旦订为重要条约，要想修改它是很难达成的。例如联合国宪章，要改它主要条款中的几个字都难获通过。国际条约的程序法也限制了对之进行修改，因为所作修改只对批准修改的原条约。国际航空法上有个著名例子，对处理飞机事故中伤亡旅客赔偿责任的1929年华沙公约，二次大战后修订了8次，结果因对每次修改的批准国不同，致使一架民航客机失事，对各旅客的赔偿标准达44种之多。有位专家评论乌拉圭回合的“反倾销守则”说，最多也只是“给贸易政策中的一处化脓伤口，捆上一条绷带”而已。
　　（四）比第19条条件更宽松的另一个“保障条款”
　　在实际运用中，GATT第19条和反倾销规则虽然引用的理由不同，但在对本国企业的保护作用上却是相同的，而且人们发现两者是几乎可交替使用（exchangeable）的手段。
　　相对地说，GATT/WTO反倾销规则在适用标准和条件上，比第19条更为宽松，起码在如下四点是这样：
　　（1）第19条要求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损伤”，而反倾销只要求“重要损伤”，显然比“严重损伤”标准要低；
　　（2）第19条适用上不允许有选择性（如前述）；而反倾销本身就是对特定国家的产品的；
　　（3）第19条要求采取限制措施是短期的，一般1-3年；反倾销则5年才复议一次，以决定是否要延长。
　　（4）第19条要求采取限制的进口国，在限制该产品进口的同时，需在其他产品的关税或贸易条件上作出相应或相当的补偿；而反倾销则没有这类要求。此外，一国认定或裁定倾锁与“主要损伤”的执法机关有很大的“酌情处理权”（discretionary Power），在构成“倾销”的价格计算与比较上，在造成“损伤”问题上，都很容易作出向保护本国企业倾斜的判断或认定。
　　正是有鉴于此，原来使用第19条的较多的欧洲各国从1980年代后期，眼看选择性即将被禁止，就转而选择用反倾销作保护手段。此后欧洲也再也不用第19条了。美国在1934-1968年期间的发生的反倾销案件共371桩，平均每年11桩。由于执法机关（财政部与国际贸易委员会）严格按“不公平贸易”标准断案，因此胜诉率很低，才12件，加上经调解决的89件，共101件，占27%。从1947年起开始向保护本国企业倾斜，尤其东京回合后制定的《1979年贸易协定法》，将认定倾销的权力，从财政部转到商务部后，“反倾销通常已成为企业寻求保护的第一选择”（美国律师界的话）。反倾销案件直线上升，1975—1979年每年达50件，1980—1989年平均每年达89件。有趣的是，包括美国负责认定“企业损伤”的国际贸易委员会，也不再掩饰这样的事实：反倾销虽然保护了美国企业，但同时也伤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甚至把这两个方面的得失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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