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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用愚民来使人民的意识变得更矮，使自己看起来更高，从而人民仰望并服从，能够配合对反贼；响马以及其他违法犯罪者的镇压与预防。也就是用愚民来巩固即定的身份秩序， 任何社会角色一旦被划分便固定化，为了实现统治秩序的稳定，大多数社会信息的处理都不是客观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真；而是为了让即定的角色更加饱满。中国人感性的文化(6)很大程度上便是人治的历史沉淀，是人治所缠出的小脚，是在千古的强权政治所搭的千里长台上唱惯了的《后庭花》。中国古戏的特点便是把人从一开始便从相貌上定了好坏。剧中的好人只做好事或专供欺压，坏人则步步反衬或配合。可以说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文艺没有过一点点变化。在宗教上，“中国没有形成过政教合一的体制，更没有出现宗教法，世俗力量远远超过宗教力量，宗教主没能掌握国家政权，宗教经典始终只能在宗教领域内其作用，其中的律例没有成为全体国民的行为规则。”(7)我想这可能是为何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内战历史大国”的一大原因之一，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弱肉强食更加的严重与赤裸裸，统治者自己步上神坛，因为宗教教义的神圣化在愚民的同时也束缚了自己无限膨胀的权欲。但可惜他们的无拘束的所作所为往往会大出其格，而同时由于没有固定教义（如日本的神道）的缘故，人民与政敌便根据天人互动的对等制约理论来大喊“苍天已死，X天当立”。原本可以巩固秩序的宗教却被放纵民间，任人改写，噱笑，娱乐。在风吹雨打中老黄、变异和卑贱。从开篇中对宗教的分析可知，宗教之治的愚民是一种过渡性的理性，而用赤裸裸的武力与强制来愚民却无论如何是非理性的。中国本土的中庸之道与外生的辩证法不但从不曾对事物作过理性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却反而成为人们脱身自保的工具或论证即定目的的托词。“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对同志要象春天一样温暖”是一联曾被广为推崇的雷峰日记。但背后的很多东西就可能会让人不寒而栗了。国军和伪军中曾有多少是自愿参军的？即使是，但谁无父母，谁无姐妹？谁不是中国人，谁不是人？为什么历史书中谈到千百万的歼灭数字时不曾略加歉意得分析，而要如数家珍？为它贴上“人民伟大的胜利”的一元论标签。文革中扫掉了多少美好的落叶？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代表他们的先进力量取回了政权，毕竟可以为他们说一些公道话甚至报仇血恨。但我真的想对中国历史上任意一朝既得权力者，强者们呐喊：你们吞食弱肉的安逸，鞭尸的惬意都是在种业。强大只是暂时的，因此报复是循环着的，而只有理性是亘古永恒的神意。为何不就此用理性之剑来劈开仇恨与贪欲的死结（法律使得理性与神意具有可操作性），不要再欺骗和压榨弱者了，让弱肉强食的循环就此成为历史。正如洛克所说，“所有的这一切意味着，如今的统治者根本不是所谓亚当正统权力的合理继承者。因此那只会让人想到，世间所有的政府不过是武力和强暴的产物；人们遵循着野兽的规则来共同生活，弱肉强食。因此导致永远的骚乱；伤害；争吵；煽动和反叛（征服的前提被后人同样得加以反抗）。因此必须要探索政府和政治权力的其它起源。”(8)而探讨其他的起源则需要既得权力者就必须允许理性客观的思考。
最后是一切的要害——集权。集权使高低差距在事实上加大。上级集下级的权，下级集人民的权，人民集“敌人”的权。社会矛盾越是激烈，集权愈盛；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集权是身份之治的内容与保障。表现在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上级绝对的权威与处分和变更权力，没收民间兵器铸铁人，禁止共同利益者通过各种民主权利走到一起而变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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