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举例来说，比如对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进行限定的交通规则，即属于调整性规范；而关于规定立法机关职权划分、活动原则、立法程序的法律规范，则属于构成性规范。参见马新福主编：《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12] 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3版，第59页。
[13] 持该说的学者认为，法人既然是拟制的当然无意思能力，因而也就没有行为能力；董事为法人的代理人，董事之行为，为其个人行为，而非法人行为。只不过其行为的效力及于法人而已，所以法人无行为能力可言。学者称之为代理人说（Theorie der Stellvertretung），主张此说者有Holder氏等。
[14] 持“法人实在说”的学者则认为，法人有其实体存在，有团体意志或组织意志，因而法人有行为能力。其认为，董事乃法人机关而非法人的代理人，董事职务上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法人的行为，因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只不过依其机关来行动而已。学者称之为机关说，主张此说者如Regelsberger氏，Gierke氏等。
[15] 《
民法通则》第
54条。
[16] 《
民法通则》第58-62条。
[17] 需要指出的是，要约与承诺的划分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其可能只在非常狭窄有限的领域适用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日常的一些交易中可以试图用作划分双方当事人行为的标签，但也不是总能奏效，比如搭乘记程车，是乘客挥手拦车抑或坐上车算要约，还是记程车在马路上跑就算要约，仍有分歧。类似的还有诸如工交运输车、水电煤气等公用服务业务。此外，在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企业之间缔结合同往往需要多轮反复磋商，如果其间要划分每一方的行为具体是要约还是承诺，其积极的意义几乎没有（这些例证和观点受到方流芳教授的课堂讲授的启发）。
[18] 参见韩世远著：《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另见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3版，第478页。
[19] 见林美惠：“论我国法上交易安全义务理论之建立”，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8卷第1期，第302页。
[20]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1] 见喻敏：“对侵权行为法中过错问题的再思考”，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22] 也许兼而有之，就好象美国影片《阿呆和阿瓜》中阿瓜长途开车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