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治型立法
法治型立法，是良法的制度保障。中国应该避免人治型立法，立法者是民意的代表机关，而不是代表个别人的立法者。以党代法也不是法治型立法。2000年4月19日全国各大报的一版都转了《半月谈》上的一篇文章，是江泽民主席的有关依法治国的论述。在1989年秋天，江泽民同志谈到依法治国，党政分开，不要以党代法，以党代法不是法治型的立法。但中国的刑事法里面的有些规定就不能说是法治型立法。1979年的刑法典里渎职罪的罪名很少，法定刑很轻，这是非常显眼的，渎职罪主要就是治官员的，1997年罪名增加了，法定刑提高了，但是人治型立法的阴影仍然不是一点没有。在新的
刑法里，贪污4900元是情节轻，属于无罪；而一个小偷（注意，小偷不是官），偷了900块，这就成了有罪，这恐怕不是立法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惩治对象的问题，这同我们长期的人治是分不开的。
在防止人治型立法的同时，我们还要避免部门立法。部门立法在经济法与行政法中问题十分严重，在刑事立法里要好一些，不过在刑事立法中也有正面、侧面和反面的例子。例如，90年代初国务院法制局把某个司法机关的劳教法草案压了下来，直到现在。而这个草案是正是对于某个部门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现在劳教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不再是某个部门立法了。1997年
刑法修订的时候，立法者取消了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没有采纳某国家行政部门的意见，也是正面的例子。中国刑事立法中也有一些侧面的例子，这些侧面的例子不能算是反面例子，但是也不能算是正面的、积极的例子。例如，有人对1979年
刑法的第
59条第二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有异议，认为应该取消。检察院也持该观点，并强烈反对，认为其会造成法院的腐败。后来立法的时候改为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这是检察院与法院的妥协，算是侧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就是1996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的司法部门接连出台了
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细则，这些细则与其利益有关，不过后来做了调整。刑事立法中还是存在部门立法的，我认为部门立法不能被认为是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