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公司利弊分析与一人公司立法
朱慈蕴
【全文】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朱慈蕴
一人公司，也称独资公司，是指由一名股东（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可以是从形式意义上确定的，也可以从实质意义上来考察，即形式上看公司的股东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公司“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为满足法律上对公司股东最低人数的要求而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不管各国公司法是否承认一人公司，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在世界各国早已普遍存在。
对一人公司到底应采取何种立法态度，是否应确立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始终是各国公司立法的一件“艰难”、“痛苦”而又“不得不”的事情。这皆源于一人公司虽弊害丛生，极大冲击了传统公司制度的核心根基，但又存在一人公司的适宜土壤而无法杜绝之。
一方面，一人公司弊害显而易见。因为在一人公司中，通常是一人股东自任董事、经理并实际控制公司，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和公司内部三大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都不复存在。于是，一人股东可以“为所欲为”地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将公司财产挪作私用，给自己支付巨额报酬，同公司进行自我交易，以公司名义为自己担保或借贷，甚至行欺诈之事逃避法定义务、契约义务或侵权责任等。这诸多的混同已使公司之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而在有限责任的庇护下，即使公司财产有名无实，一人股东仍可隐藏在公司面纱的背后而不受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对人的追究，使公司债权人或相对人承担了过大的风险。很显然，一人公司的弊害实则是对公司法人制度中原本确立的利益平衡体系的一种破坏，最严重的莫过于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合理性构成了威胁，并严重地背离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目标。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早期的公司立法，大都对形式意义之一人公司作了禁止性规定，甚至强调公司设立后于运营中，因各种原因导致公司股东仅剩一人时，公司应立即解散，以严格恪守公司设立的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一人公司广泛存在的客观的社会根基。其一，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一人公司产生的内在驱动力。有限责任制度最初是被赋予股份公司股东的，以刺激投资积极性。但有限责任制度一经问世，立刻受到所有投资者的青睐。同为投资者，举办大规模企业可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举办中、小规模企业就不得获得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显然有失公平。当德国1892年通过立法创设了有限责任公司，解决了中、小企业不能适用有限责任原则的难题，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一人投资是否可以享受有限责任的恩惠，这又成为20世纪以来困扰公司立法和公司实务的一大难题。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济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个人企业主也不例外。一人公司可使唯一投资者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当
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时，单一投资者就可能通过挂名方式举办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以规避法律。可见，对有限责任的偏好是产生一人公司的内在原因。其二，传统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变异为一人公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为传统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是建立在公司复数股东基础上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构造意义就在于它是由独立于出资人（股东）的人（董事）构成公司的经营机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不过是因为独立于股东的董事担任公司经营而派生出来的“监控”机构。然而，公司的实际运作中，股东会形式化几乎是常态。股东人数较少的小公司中，股东通常就是董事及经理直接运作企业，从而使法定的股东会并无实际意义；股东人数众多的大公司中，绝大多数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漠不关心，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沦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合法工具。股东会本是将多数股东意愿提升为公司意愿，并能对公司的经营者进行监督的机构，股东会的失效不仅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形式化，而且也使公司的社团性趋于淡化。既然公司是否具有社团性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已无关紧要，那么，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的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三，巨额资本的涌现为一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公司制度产生之初是为了满足资本聚集的需要，但随着公司制度的运用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巨舰，它们具有投资举办任何事业的能力。为分散投资风险，也为减少复数股东之间的摩擦，一人公司往往是它们实现多行业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的最佳选择。其四，高科技发展的条件下，中、小规模企业更具适应性构筑了一人公司的经济基础。当高科技、高风险的新兴行业如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等不断兴起之时，进入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取胜，主要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先进程度和投资机会的准确把握，而非资本的多寡及规模的大小，或者进言之是依赖于高素质的人。一人公司具有资合性弱化但人合性凸显的特点，正是中、小规模投资可采取的最佳组织形式。以上表明，既然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繁殖一人公司的适宜土壤，法律采取否认一人公司的态度，不仅无法取缔实质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不能有效地规制一人公司，甚至可能造成
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混乱，加剧一人公司的滥用倾向。所以，从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率先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或地区纷纷修改
公司法或相关法律，先是承认设立后一人公司，继而承认一人公司设立之合法性，体现了各国公司立法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的历史变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