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宪政至为关怀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如何从基督新教的人性哲学中获得一以贯之的解释？答案就在“人的尊荣与人的凄惨”这一悖论性假设中。基督教*** “基督教”一词的内涵，在我国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基督教从它诞生以来，所有各教派的总称；后者指１６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摆脱罗马教廷管辖的新兴各教派，实际上是“基督新教”，简称新教。目前中国官方、民间及宗教组织自身一般接受后一种理解。天主教名称独立，而“基督教”几乎等同新教。参见张晓华、徐家玲（编）：《世界三大宗教史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页１９７。本文强调“新教”，但涉及与天主教、东正教的共同文化背景时，也用广义的“基督教”名称。**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神性”（ｄｅｖｉｎｅ ｓｐａｒｋ），天地万物，唯有人具有神的“灵明”。后来，尽管人因对上帝的判离而导致了人性与人世的堕落。但在基督教的传统里，人的“神性”从未因此而泯灭。这个神性赋予了人作为受造物固有的尊荣、权利、幸福与慈爱。人生而自由、平等，因为“人人均为上帝的造物，人只受上帝的奴役！”基督教孕育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源流，伟大的“自然法”，一切杰出的《人权宣言》和现代宪政的经典蓝本都源于此。“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美国宪政思想史权威弗里德里希（Carl Ｊ．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早已点明了其中的真义：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到尾就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思想背景的。只有基督教人性观念才能引出下面这一结论：
神定法和自然法，作为上帝统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体体现，规定了真正的立宪政府。这种立宪政府有赖于一种对人类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人是理性的和向善的，因此，他能有效地参与到该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选举那些为他们说话的人来参与制度法律。***卡尔·Ｊ·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页４１。**
现代宪政的制度设计重点就在“人权保障”上，尤其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而人权得以保障，就必须实现“有限政府”。这种信念源于“人的原罪与人的凄惨”。
基督教认为，亚当和夏娃经不住撒旦的诱惑而偷食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这是人第一次违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人的恶根和必须世代救赎的罪孽。这样，人的存在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人有与生俱来的神性与尊荣，人同时又有根深蒂固的罪恶和难以遏止的堕落趋势。因为人性的这种双重性，人变成了一种可上可下的“居间性动物”，但是所谓“可上”，却有其限度，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象神那样完美无缺。这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能神化。而另一方面，人的罪恶是不能根除的，堕落的趋势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张灏：“幽黯意识与民主传统”，载刘军宁（编）：《公共论丛》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圣经”一再强调人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３章１０￣１２）因此，“在罪恶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人性中的凄惨，征示着人类出路的幽黯意识。基督教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系统地控制这种罪恶。而罪恶的肇端就是诱惑，人的贪婪和对自由的滥用。亚当和夏娃原先拥有美好的天性，本可以在伊甸园过着自由富足的生活。但“见那棵树的果子作好食物，也悦人的目光，且是可喜受的，能使人有智慧”（《创世纪》第３章６），便违背了上帝的“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的命令。这是贪婪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理解“恶的秘密就是自由的秘密”，也就理解了政府的存在为何也是一个悖论。罪恶和自由暗示给人类一种靠不住的思想：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滥成灾”，它也同样暗示给人类：可以以恶制恶。这样一来，在人反对恶的斗争中形成了恶的循环，……斗争的手段不知不觉取代了斗争的目的。人用以反对恶的东西，并规定表现恶的限度。但是政府并不是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实体，它也是，并且只能是由一个个存着“神性”、罪恶和堕落意识的个人组成的。***自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领导的公共选择学派（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最为成功地发展了基步教的政府理论，公共选择学派从方法上的个人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经济人假设（Ｈｏｍｏ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和作为交易的政治（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ｅ－ａ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三个视角重新理解政府。该学派认为，政府并非为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抽象实体，它是由一些行为动机与普通人无异的官僚和政客组成的，这些人也是“经济人”，关注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和寻求预算的最大化（Ｐｏｗｅｒ－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在约束机制不够严格或仅构成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的时候，他们便倾向于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寻租（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谋取私利。显然，在市场上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能步入政治领域就变得完全利他，他们的行为如普通人一样，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因此能否及如何通过一致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ｔ）来完善作为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契约的
宪法（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Ｆａｉｒ， Ｊｕｓ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由此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就成了宪政建设的关键。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 Ｇｏｒｄｏｎ Ｔｕｌ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因此，政府用以反对恶的手段也容易变成恶，成为恶的手段。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政府的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麦迪逊（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指出：
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也就没有设置政府的必要了，如果如何治人是由天使来规定，那么也没有对政府进行控制的必要了。正因为政府是由人来治人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两方面：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治者，其次，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其自身了。控制政府无疑要依靠人民，但经验教导我们：人类必须有其他的防备办法。***Ｒｏｙ Ｐ． Ｆｒａｉｒｆｉｅｌｄ（ｅｄ．），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Ｃｈａｐｔｅｒ５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