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众所皆知德国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人性尊严系不可侵犯，国家负有尊重及保护之义务，因而德国国民，拥有成为世界人类共同社会，和平及正义之基础的不可侵犯且不得移转之人权。我想司法改革的基本理念，正是来自于此规定所揭示的人性尊严与司法的角色。我认为人性尊严，与我刚刚所提二元的民主主义是相通的，也是司法应有的角色。
但在日本，我认为司法却未必是社会弱者权利的最后保垒。若是如此，也许大家会对我来台演讲之目的产生疑问，不过，我认为并非如此，台湾目前正进行中的司法改革，与日本进行中的司法改革，如何得以携手并进？如何相互比较，达到更高的理想？如此相互面对共同问题，相互协助，这正是我来台的目的。
贰、日本
民事诉讼法修正－－其背景与内容
众所周知，日本
民事诉讼法于明治二十三年（一九０一）年成立，曾于大正十年大修正。战败后，日本接受美国占领，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后改革，其中最重要者为制定了根本大法的日本国宪法。但是
民事诉讼法，并未作大改革。亦即明治时期成立的
民事诉讼法，基本上，在战后仍为日本民事裁判之基本规范。直到最近，
民事诉讼法终于修正。其修正背景及内容之重点有以下几项：
民事诉讼法曾于大正时期修正，改为以言词辩论主义为原则。战后的日本，
刑事诉讼法曾作大幅度修正，将刑事讼诉制度改采美国的当事者进行主义。但是，以言词辩论主义为原则的民事诉讼制度，承袭战前以来的原则，并未修正，而从英国的制度来看，言词辩论主义应为非常严谨的诉讼程序，但在日本却僵硬化，乃是此次修正的理由。不过，其实修正理由尚有一项，即日本的裁判所须时间，往往相录冗长。我想也许会使大家惊讶，刑事诉讼事件等往往都须约三十年。而且日本冤狱事件频频发生，即使得知是冤狱事件而释放，而裁判所须时间往往达三十年之久。如果二十岁被逮捕，俊释放时，已过六十岁，人生大半已去，问题相当重大，当铖 须解决。但是为何仍无法解决？其理由为法官人数过于稀少。法官一人经常约负二百件事件之重担，最高法院之负荷更为严重。因此，由于法官过于稀少，这次修正，可看出强烈反应为使迅速有效处理事件所发为之修正的特征。
从强化当事者主义之观点来看，尽可能在法庭开庭前能有所准备，此即为美国的开示制度（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这次修正，即导入近似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的制度。亦即，在言词辩论以前，新设争点及证据整理程序，当事人与法官在法庭外，通常是在法官的办公室，进行相互沟通的程序，在这种非正式的场所，不仅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本人亦出席一起诉讼沟通。本人亦出席的用意，在于较容易进行和解。亦即在裁判以前，形成以和解达成解决纷争之态度。当然，这种裁判之前一起讨讼沟通并非坏事。以和解作为解决纷争之方式，目前在日本受到相当注目。在英国，对于日本这种将事件于裁判前予以简化处理之制度有相当的评价，认为目前正流行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ＤＲ），日本是最先进的。不过我认为，未必是如此，日本盛行在正式审判以前予以和解，是另有原因的，即法官人数过于稀少，此理由相当重要，因此不能对日本的制度予以全面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