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散,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相互辉映， 日本等东亚国家在古代中国法制的广泛吸
　　收，以及近现代西方法律在中国的大规模输入等，都说明了法文化之间的移埴性，
　　民主、宪政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固有的，但并不代表我们今天就不要。
　　　当今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总体背景而完全本土化
　　地展开。这一点既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更多地参与着世界性的进程，更多地承担了世
　　界性的责任；同时也是由于现今中国的法文化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时空界限，
　　是包容了外来法文化、现代法文化和本土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立与扬弃关系的
　　多元统一体。也就是说“母体文化”的血缘，是在兼容并包中外文化之长的基础上
　　创造出来的新文化，我们再也不好仍以“本土文化”或“本位文化”来看待。如果
　　认为本土法文化就是要重新向传统复归、从传统法文化中寻找建构中国法治全部质
　　料的话，它必然是脱离中国现时社会实际的一种浪漫设想。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情感上说，我们十分渴望新儒学的复兴和传统法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林毓生语]。但是，以儒家和道家相互交汇而构成的传统文化层面，既没
　　有希腊文化培育的理性主义传统，也没有希伯来文化唤起的信仰精神，理性观念和
　　宗教意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缺项。因此，中国传统法文化不可能走内在创造性之转
　　化的途径。如郝铁川先生所说“儒学在总体上是和当代中国法制和法治精神相背离
　　的。不破旧，则难以立新，不否定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当代中国的法治精神就很
　　难得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认同”他甚至提出要“警惕儒家法文化借助后现代化社会的
　　法律观念重新作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创造性地移植西方法律”。
　　　我国是一个法治后进型的国家，法治的现代化属于外发型的，它起始于以英、
　　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列强“船坚炮利”的刺激和对这种刺激、挑战的回应，是外部
　　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进社会变迁的结果，因而，中国失去了依靠内部因素促
　　成、由内部创新或创造性转化引发法治现代化化变迁的背景和条件。像其他处于现
　　代化之中的国家一样，在受到外力的介入和与传统的历史断别之后，一时尚不能自
　　生一套现代社会的文化制度，而不得不依靠西方国家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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