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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军事系 统设有专司军法的机构与官吏。枢密院设有札鲁花赤(断事官)，负责审理军人违法案件。诸王、万户亦设有札鲁花赤。战时各领兵官享有行赏施罚的权力。元军各级奥鲁，起初有全面的司法权力，后只负责军户户籍管理(包括捕逃)。军人的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移交地方政府处理。军户与民户之间发生纠纷，则按《军民词讼约会》与地方官共同处理。从元朝处理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司法者常以情代法，以罚金代刑，特别是蒙古族军官犯罪常采取“圣决”，一般处以较轻刑罚。
元朝军事法名 目虽多，但条文过于简约，而且许多法条对蒙古族军人犯罪明确规定了量刑为轻的标准。这种偏袒，纵容了元军的犯罪行为，后期元军中贪、骄、淫风盛行，与其法制不健全和对这类行为定罪过轻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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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事法 (mi litary law s of the M ing Dynast y)
明朝(136 8～1644)是中国 封建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时期，特别重视运用法律加强军事建设。朱元璋在位期间，按“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的原则，建立了层次门类较齐备的军事法，奠定了明朝的军事法基础。其后代在此基础上仅作了某些修订与具体补充。
明朝军事法数 量其多，《明书·戎马志》评价说：“布昭圣武，立法详严”，“操练有法，优恤有条，逃亡有律，功赏有格”，其军事法调整范围，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基本覆盖全部军事领域的《兵律》；二是调整规范军事某一方面的单行法令，如《军卫法》、《垛集令》、《勾补军士之令》、《行军号令》、《教练军士律》、《优给优养总例》、《皇城守卫禁约》、《马房草场通例》、《军法定律》等；三是皇帝根据不断出新情况，针对一时一事的需要制定的事例。这类事例面广量大，后期将其分类纂入《大明会典》。此外尚有《大诰武臣》、《武臣敕谕》、《武臣保身敕》、《戒饬功臣铁榜》等具有训化性质的法规和峻令。
《兵律》是朱 元璋废中书省丞相制后，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领事务分篇重订《大明律》的一篇。《兵律》不仅打破了秦汉以来将军事法分列于多篇的格局，而且增添了一些历代军令不入律的内容。分为：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5章，共75条(万历十五 年版为71条，124 款)。除继承《唐律》中有关军事的条文并作某些修订外，《兵律》增设了军政章及申报军务、飞报军情、纵军掳掠、不操练军士、激变良民、私卖战马、私卖军器、公侯私役官军、优恤军属、递送公文、邀取实封公文、铺舍损坏、私役铺兵、递送逃兵妻女出城、私役弓兵等条目。
朱元璋建明前 以“倡仁义收人心”为宗旨，颁发过一些严禁军队抢掠与妄杀的作战法规。永乐十二年(1 414)，明成祖朱棣 汇总有期作战法规制定了《行军号令》。全文24条，第1、第2条 原文使用了洪武十二年(1379)颁发的《 赏例》，以下各条对战斗队形、报告敌情、战场纪律、行粮装备、识别信号、隐蔽企图、战斗警戒、勇怯监督、稳定军心，以及赏罚执行的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该号令比较重视鼓励积极行动、主动协同的战斗精神，减少了元朝以前过分强调队形规整的内容。在定刑方面，像宋《罚条》一律定斩，只对不齐力杀贼、遗弃行粮、烟火暴露、临阵逃亡、妄谈妖异、泄露军机等严重影响胜败的行为定为立斩。以后各代根据当时作战对象的强弱程度，陆续颁发过赏赐轻重不同的赏例和应时的《行军号令》，但都属于对永乐《行军号令》的权宜措置。正德(1506～1 521)后，朝有识之 士对按斩首数计功赏的规定不断提出修改建议，认为此法易生妄杀的弊病，且战时能斩割首级者未必是当先破敌者。武宗、穆宗也曾同意修改这个自泰以来的“弊政”，但因袭日久，终未能废止这一赏功办法。
明朝关于军队 建设的法令很多。洪武元年(1368)颁行 的《军卫法》规定了卫所组织体制和编制；《勾补军士之令》规定了军户出丁的补替办法；《优给优养总例》规定了各级军佃在不同情节亡故后，对其家属优恤办法；《所管逃军降罚之例》是按各级军官所辖军人逃亡率处罚的规定；《根捕逃军之法》规定了擒获逃军的赏格，隐藏、转送的刑罚。由于明朝军人负担沉重，从洪武初年就出现逃亡现象，而后愈演愈烈，其后继各代皇帝为保证卫所的充实，除不断颁发捕逃的法令外，还不断增设充军的法规。开始还只是与逃军有关的邻里充军，后来充军 罪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如钦天监子孙不习天文历算者发海南充军，在学生员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发云充军，贩私盐、充牙行、私下海、无籍户等一律充军。其名目之多不胜枚举，除死罪外几乎均判充军，仅以发近卫、发边远、发烟瘴，本身充军、全家充军、永远充军等区别轻重。
明朝军队训练 方面的基本依据是洪武六年由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合拟，经朱元璋批准的《教练军士律》。该律突出了以弓箭为主的训练内容与试中标准、赏罚等级，没有提衣当时中国已相当发达的火器的训练。嘉靖六年(152 7)制定的《下营操练之法》，除规定大小操日期等事项外，明确指出：“凡下营布阵不必拘泥古法”，“其武艺勿止以弓箭为长技”，正式将铳手教习列入法赍 。隆庆年间(15 67～1572)戚继 光总理三镇练兵时，在其所辖部队中推行了许多新的规定，但朝廷未因之修法。明朝军人管理的法规，多与宫卫、镇戌、边防、邮驿等方面的法规合为一法。例如《宫卫榜例》(亦称 “圣旨榜例”)既有宫卫方面的规定，也有外出告假、孕妇不许入内等管理约束方面的规定。对军官旗(指小旗总旗等首领)则设有较多的约束性法规，如《戒饬功臣铁榜》、《武官役占军士例》、《军官侵占盗例》等。
明初在司法方 面的规定。兵部掌赏功，五军都督府掌军内刑狱。洪武时，中军都督府设五军断事官，物正五品，辖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司，分治五军刑狱，是军内最高司法机构。五军各设断事官及左右断事、提控案牍各一人。各都指挥司设断事司与司狱司。各卫、所设镇抚司兼理本卫所刑狱。建文(1399～140 2)时裁断事及五司官，永乐初改由经历、都事理刑，而卫所镇抚则始终未变。京城还专设锦衣卫担任纠察巡捕任务。《大明律·名例》载有文武官犯罪公罪、文武官犯私罪、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条规定的军人刑制与民不完全相同。军人犯罪虽名义上免徒流，但增设调充军的处罚。在笞、杖、死刑之外，军官有革职、降级、降俸、住俸、戴罪立功、带俸差操的处罚；士兵有罚班、纳钞、运炭、枷号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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