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同危机
　　中国古代传统一贯坚持政府良善论，认为当官的作为父母官应当爱民如赤子，强调政府与老百姓的相互依存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也就是说采取的是人治的立场，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自身的节制。而自清末传入我国的西方法治理念则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的，认为政府所掌握的行政权是一柄双刃剑，是一种“必要的恶”。强调公民与政府的对峙，所以麦迪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人和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者内在的控制了。” 作为舶来品的行政法，自然在对行政权的认识上，其理论的要求与中国的传统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所以如何正确认识行政权的两重性质，在中国还有个认同的过程。是用行政法来控制行政权，造成操作上的对峙，还是用行政法来激励和促进行政法主体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这个问题很可能不是选择所可以解决的，而要靠被选择去解决。
　　三、 贯彻危机
　　行政权的贯彻除了依赖强制性的权力外，还有赖于执法对象的主动配合和自愿执行。但是，在我国，一直偏重于执法的力度，而忽视了执法本身还是一个与执法对象进行交流和取得共识的过程。我国执法过程中，出现执法难和执行难等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的结果：其一，没有依法执法，如滥用权利，违反程序等；其二，即使合法，也不注意向相对人作工作，将合法本身作为逃避或者缩减自己执法行为工作量的一个借口，因而导致相对人的不满，引起对执法的抗拒。所以，执法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不仅要注意质的因素，还要注意量的因素。虽然，执法不必象立法，必须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如果能取得相对人的配合和信任，则不仅行政权的威信会大大增加，而且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执法成本，节约国家开支。边沁所提出的圆形监狱理论，对于目的的实现形式和手段本身是一种马基亚弗里式的说明，该理论告诉我们，将执法的目的内化为执法对象的一种自觉，是较强制性的外力为经济和有效的管制手段。总之，行政权目的的良好实现，除了合法性的约束外还必须关注它的可接受性，让行政相对人去检验它。
　　四、 分配危机
　　任何权力都有实现财产和权利再分配的功能，行政权也不例外。无论是合法的征收，还是作为惩罚的没收，都是为了实现（或恢复）正常的法律秩序。但是，在转型时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分配的手段可能不敷使用，因此如何实现分配的公正，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以圆满解决，就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现代的行政权，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执行和贯彻，它还有制定普遍性规范和裁决纠纷的职责，也就是说行政权的功能扩大了，包括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所以，行政权必须自律，在运用权力时，考虑到它对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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