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东川：我在知识产权界干了７、８年，认识到：如果
刑法保护不跟上，可能整个保护会落空。去年知识产权案件共４８１１件，其中
刑法才２００多件，可能有按非法出版定的罪没有算进来，但也不会太多。
现在国际上重视知识产权
刑法保护，对中国保护呼声很大，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民事案件执法手段有限，赔偿损失分歧很大，所以靠民事力度不够，可能赔完了继续侵权，局限性很大，十多年了，确实应结合民事和刑事一起来讨论。
但是执法现状很难，严打中有知识产权罪内容，但主要是对人身权利，主要是商标案件，专利、软件都不多。能否从民事案件转向刑事案件，这样的尝试尚少。去年上海有个案子，从公诉转为自诉。
最高院改革后形成“大民事”的状况，原来知识产权庭还审行政案件，现改为民三庭，只审民事案件。
另外，指导思想上，观念上对私权性质的重视不够，国家应该更多投入，特别是打击软件、音像盗版应加强，重点开展打击工作，培养人员素质。
靠权利人自我提出的保护比较有限，应有集体组织出面进行。
郑胜利：最近联合国起草了关于网络犯罪的一个文件，规定了网络犯罪的内容包括：色情、绑架、金融欺诈（这是目前的热点）、洗钱、赌博、知识产权
网络引起跨国问题，电子商务、货币电子化，信用卡犯罪多
香港有知识产权犯罪法律，但主罪是走私。知识产权
刑法整体上的不认识可能是重要原因。
我认为法理学上应加强研究什么是“罪”这个问题。香港夜市的卖盗版光盘与国内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要定罪，执行也不难。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
刑法保护介入到哪里是个问题，比较多的是法人犯罪，总是让法人代表坐牢也不是办法。各国都不愿往前走可能有这个考虑。罚金刑是个比较好的思路。
王世洲（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有一个问题，知识产权
刑法保护在现有体制下讨论，还是在理想体制下？
现有体制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盗版光盘归谁管，工商还是公安，主要恐怕还是工商管，在这个框架下，还要解决各执法部门之间的权限重叠问题。只有当现有体制效率极差，提建议才有意义，应当首先分析现有体制法律提供的手段是否已充分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