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虽然我国还未确立沉默权，但司法工作人员也不能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由于口供它最有可能反映案件的全过程，又是直接证据以及取得口供的便捷性，故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重口供轻调查的思想，也助长了对犯罪嫌疑人口供过分依赖的心理。也正是因为过分依赖，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我国没有规定沉默权，但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所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要求我们取证行为合法和文明。
3、目前我国没有规定沉默权，但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确立此制度，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加强科技投入，增强侦查人员的办案素质。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待时机成熟，沉默权也将会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
（四）对沉默权制度的限制
设立沉默权，是大势所趋，保护人权是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但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司法机关也肩负着打击犯罪的重任。后者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而前者要求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就应该结合实际平衡双方的利益，适当地限制沉默权，或者有条件地规定沉默权，采用一般和特殊的辨证关系来解决这一矛盾。
具体做法：
1、沉默权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的除外
贪污、受贿等案件，尤其是受贿案件，由于证据较为单一，行贿人和受贿人往往是一对一，其他人几乎是不知道的，这样一来很少有其他证据，口供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这么说，在贿赂案件中，没有口供照样定案的情形十分罕见。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那么大多数案件将无法突破。犯罪嫌疑人一旦有了沉默权，我们检察机关多年来积累的讯问经验、策略将无从施展，我们现在大谈的办案经验、如何突破口供等讯问策略都将成为一堆废纸。像贿赂案件，最可怕的就是犯罪嫌疑人不说话，金口不开，神仙也无可奈何，而只要他说话，我们总可以多多少少获取一些有用的资料，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再则，贪污、受贿等职务类犯罪，我国刑法规定这类罪行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廉政是对其最根本的要求，其有义务证明自己的廉洁。那么对于审问人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应当予以回答，而且也必须回答。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么一个看法，不是说在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既然赋予一般人以沉默权，那么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也应该赋予沉默权。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执法的平等，而不是指立法上的平等。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正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地位的特殊性就要求其有时要放弃某些权利，承担某些义务。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这也符合我国历来严厉打击腐败、加强廉政的政策。所以我们在立法时就可以规定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再则，虽然在现行
刑法中，我国规定的是司法机关负举证责任原则，但也有一个罪名例外，那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这种职务犯罪排除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之外，就足以说明法律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具有更高的责任和义务。既然法律对某个罪名可以例外，那么对于某一类同种性质的犯罪也可以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