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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笔者认为，对于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在案件侦查阶段。这一阶段应做到：第一，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
犯罪嫌疑人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第二，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
员提出的关于是否有犯罪行为、陈述有罪的情节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
沉默。第三，认为侦查人员有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的或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在得到帮
助前有权保持沉默。第四，严格限制讯问时间，禁止夜间讯问，讯问时不得随便变换地点，
对讯问手段进行监督和控制。第五，犯罪嫌疑人对本案外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沉默权。
（二）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向检察机关陈述辩解的权利，检察机关有义务听取犯
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检察机关应立即终止讯问。
（三）在法庭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做到：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后，由审判长告知被告
人享有沉默权，也要同时一并告知被告人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利。
事实上，相对沉默权而言，老百姓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更为熟知。当初我国确立这一
原则，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是有罪推定的产物。而现在实行无罪推定之后，沉默权与“坦
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相矛盾。但不是说我国确立的沉默权制度是没有限制的，是绝对
的。笔者认为，我国确立的是有限的沉默权制度，应对其作出一些限制措施。纵观世界各国
，也在对沉默权加以限制。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当然司法制度亦是如此。
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趋利避害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参照外国的做法，在设置沉
默权制度的同时，亦应该设置其例外。这样才显得更加完美。如美国法律认为，当公共安全
和他人安全出现危险时，警方没有必要理会沉默权；英国法律认为，如果有刀子、铁棍、炸
药、血迹等“物证”作为证据出现在嫌疑人或是被告人的身上，不管他是否承认，也不管官
方是否提示过沉默权，法官和陪审团都可以据此作出对其不利的结论。[14]这些都表明，设
置沉默权保护公民权利之余，也会产生负作用，过度使用沉默权，完全可能违背设置它的初
衷。故此，笔者认为我国沉默权的例外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在侦查阶段。第一犯罪嫌疑人陈述有关犯罪发生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损害结果之
发生是因意外，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及证据等内容时，不应享有沉默权。第二，犯罪人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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