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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和不确定性来源于黑暗的、神秘的东西，人类无法抵御，因神秘和不确定性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使我们的所有的基础发生了断裂，大地裂为深渊。帕斯卡宣布了人类的脆弱，将人命名为脆弱的能思想的芦苇。而理性给人们提供一切的坚定性和明显性，凭借这些人们就可以安静地生活和脚踏实地地睡觉。苏格拉底留下的遗训是：“不受骗的只有理性，只有理性才能清楚我们的恐慌，并且给我们以可靠的根据和信心。”笛卡尔确立理性的目标是，无论如何要把神秘逐出我们的生活，能够明晰和清楚地认识。驱除的动机在于驱除风险和偶然，寻找安全，笛卡尔竭力追求是世界、生命、人们摆脱那控制一切的秘密和神秘力量。作为笛卡尔的对立，帕斯卡在其自身身上给出了笛卡尔的原因，在帕斯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被无休止的焦虑和恐惧驱赶着，它们如附骨之毒龙，在体内饮尽幸福之琼浆，而不许人类停顿，不许人类休息，一直走，没完没了的往前走。因为偶然、变化莫测、不可信的东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威胁着，人类只有行走和思才能感到自身的存在和安全，只有行走和思才能“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最终的永恒根基”。因此，笛卡尔说出，cogito ergo sun（我思，故我在）。而帕斯卡悲观地、忧郁地、绝望地说，他不想要明晰性，帕斯卡的拒绝是一种“反演巫术”，对于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东西，反过来声称是所不欲求的（E.贝克尔《抗拒死亡》）。
冷静、实务的英国经验主义保持“维特根斯坦”式的缄默，使探索其焦虑意识变得十分艰苦，霍布斯的野蛮状态说、休谟的人性断裂以及英国清教主义的原罪背后隐隐然是其死亡焦虑之“骨髅般的面容”，边沁以降的坚强是戴上E.贝克尔《抗拒死亡》中的“英雄主义的人格面具”。
现代心理学表明，人必然产生一种渴望，即渴望有约束性的规定和规则提供秩序，告诉人们如何合理、确定和安全地生活，这就是说道德方式生活和要求内在地蕴含在人的本质存在中的渴望。就清晰感和清楚的感觉而言，道德良知的决定，与知性理性相比较，并无二致。道德理性这样的行动之所以也称为理性，是因为它既非盲目地跟从传统，也不是基于情绪的冲动，起码在行动者心目中有强烈的理由相信自己的作为是合理的（Boude 1997：7）。知性理性和道德理性都是基于自我焦虑而生成的一种自然的“形而上的需求”，一种“不可压抑的冲动”，跨越既定常规，给经验和日常生活赋予连贯意义，二者都表现在秩序、系统性、内在一致性和绝对详尽性。
在此之前，斯宾诺莎按照上帝的命令杀死了上帝（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笛卡尔只相信了自己，在他看来，依赖性，甚至对完美无缺的存在物的依赖性，都是不能忍受的累赘和痛苦。他扶立自己为命运和造化的主人。《圣经》的喻示，你要象上帝一样（I am that I am），人类在遵行它。其后在德国，路德虔诚地说，看啦，上帝，我发誓要整个一生都背信弃义，亵渎神灵。黑格尔说，人们将成为上帝。施勒格尔说，成为上帝做一个人。人必须在人身上寻找上帝，天国的精神只在人的事务中。在人的思想和情感中才能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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